由于国土辽阔,传统中国的经济发展遵循从中心向四周迁移开发的规律。清代以前的地方开发基本以农耕为主导的拓耕模式,此时应当为纯粹资源利用的开拓。粗放的开拓导致了岭南地区长期落后及地方叛乱频发。中国的区域与市场形成早已有之,但清代的区域开发更具广度深度,市场发展更为成熟。市场动力较传统拓耕模式更能全面地开发边陲地区,最终促成边缘社会的“化内”。西江流域的“化内”过程不仅是区域市场发展的结果,又起到了中心——边缘地区的沟通作用,进而稳定西南边疆社会。理清岭南社会发展、治理并最后稳定的脉络,则需要聚焦于清代西江流域的变迁。以志书、奏折、政书、石刻、民间文献及外文调查材料为基础,将区域市场作为分析视角,从基层社会的活动与变迁中管窥两广区域市场的发展对西江流域地方社会的影响。又从国家与地方权力视野出发,探究区域市场的发展与“地方治理”之间的互动关系。最后,以岭南区域的定位审视清代社会变迁与阶段性经济发展的脉络。以空间整合、西米东输、材木运销为主线,对圩镇发展、社会变迁、族群互动、地方开发与国家治理五大主题展开论述,基本内容如下:（1）西江流域的边缘属性与空间整合。从明代经略与治理西江流域历史出发,分析西江流域的边缘属性。明初在严密的管理制度下,虽然能保证边疆社会的暂时稳定,但一旦社会管理出现松懈,诸项特性在明中期产生了剧烈碰撞,明中期的地方叛乱史实阐释了拓植与开发的不同。两广总督府的设立其实是以政治推动区域的尝试。但由于地方局势复杂,过程坎坷而曲折。在地方局势大致平稳的明后期,两地空间上的整合才顺利推进,为清代区域市场的形成提供可能。（2）移民与岭南市场体系形成。明清易代的战乱不仅使当地社会经济蒙受巨大损失,还对清朝的统治合法性形成了挑战。基于清朝统治在岭南地区确立过程的曲折性及对岭南地区局势稳定的需求,清前期中央对岭南的多元俗神信仰采取了鼓励的态度。随着康雍乾大移民的出现,商贾、农民与手工业者是移民主力,俗神文化成为融合移民与土著的媒介。（3）官府与市场的关系。从米粮、食盐、矿产及林木四方面进行分析,指出官府在米粮贸易、食盐运销及矿产开发当中积极参与并干预市场,从而达到良性的地方治理效果。商品经济的发展确实促进了地方“化内”。但另一个市场即私盐市场与私矿开发则脱离了官方控制。（4）区域经济的上升期。结合施坚雅模式的相关论述,清中期西江流域“百业勃兴”,市镇繁荣,确实为区域经济的一段上升期。区域经济具备后发展的特点,是中国国土辽阔,地方呈现渐进式开发的写照。（5）晚清区域市场的发展特点。晚清区域市场的本质仍是中国传统的市场,但开始了缓慢的变迁,其社会并未因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孕育近代化工业。清末岭南区域市场的发展产生了另一个作用,即在珠三角的牵动下,市场区域内形成了统一的语缘社会,突破了传统的基于宗族及族群为本的群体认知。同时珠江三角洲产生的地域文化意识变革亦向西播迁,结合俗神信仰,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地域与国家认同。概而言之,从五个专题出发,探讨两广区域市场的萌芽、发展、整合及繁荣的变迁轨迹。围绕市场、地方社会与国家权力产生的互动,国家在治理岭南社会的过程中依靠开发与教化稳定边缘地区以达到巩固国家秩序的目的。至清末,列强亦对边疆腹地产生兴趣,意欲进一步打开岭南内地。因而西江中下游的开港地点有着更为深刻的思虑。因此,从西江流域发展的脉络可知,清代岭南社会的发展与稳定与两广市场的变迁有着紧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