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唆犯中途退出共犯关系的案件时有发生,但我国司法实践中常见的做法是首先考虑该教唆犯的行为是否符合犯罪中止的成立要件,若不符合,便将其当作犯罪既遂来处理,然后对其酌情从轻处罚,但此种处理方式对努力退出共犯关系的教唆犯而言并不公平,不仅违反了罪刑均衡原则以及刑法谦抑性的原则,而且也不利于鼓励教唆犯早日退出共犯关系,分化、瓦解共犯组织。日本对教唆犯脱离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早,目前对于教唆犯的脱离已经有了比较多样化的认定标准。近些年来,虽然我国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研究共犯脱离理论的过程中提到过教唆犯的脱离,但鲜有学者结合教唆犯自身的特点对教唆犯脱离的成立要件以及法律责任进行具体的分析。在这种背景下,笔者试图通过两个真实的案例引出目前我国司法实践对待教唆犯退出共犯关系的态度,提出案例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思考。然后对中日刑法理论界有关教唆犯脱离的学说理论进行介绍与评析后,通过对比日本学者和我国学者对待教唆犯脱离相关问题的看法,提出笔者所主张的教唆犯成立脱离需具备的客观要件、主观要件以及对待脱离的教唆犯的处罚标准。最后笔者将根据所主张的教唆犯成立脱离需具备的成立要件以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对前文中提到的两个案例进行具体分析,期待能为今后在司法实践中引入教唆犯的脱离理论提供些许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