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罪的认定要求被害人因为行为人的欺骗行为陷入了认识错误从而交付了财产,造成了财产损失的后果。“认识错误”是指被害人对现实的自我认知和客观事实不符,当被害人相信了行为人的欺骗行为时,当然可以认定被害人产生了认识错误,当存在被害人并未完全相信行为人的所宣称的事项,而是在怀疑的心态下实施了财产处分的行为。此时财产损失的后果能否归结于行为人,被害人怀疑会对诈骗罪的认定产生怎样的影响,是本文解决的主要问题。本文首先通过对有关被害人怀疑对诈骗罪认定的理论进行评述。传统理论认为被害人怀疑与认识错误之间并无区别,诈骗罪的认定不会因被害人怀疑产生影响。但是传统理论存在混淆“怀疑”和“错误”的概念、否定认识错误作为诈骗罪构成要件的独立性以及仅从单方面角度考虑作为“互动型”犯罪的诈骗罪而完全忽视被害人的作用等缺陷。因此,为了能够全面揭示对于因被害人行为介入所产生的犯罪行为,应当从被害人视角出发进行分析,在尊重法益主体的自我决定权的基础上,结合诈骗罪需要被害人“参与”才能完成的特性,得出适用被害人自我答责原则解决被害人怀疑时对诈骗罪认定的影响是与传统理论相比更为合理的选择。其次,分析被害人自我答责在诈骗罪中被害人怀疑情形下的具体应用。从被害人自我答责原则涉及的自我决定权和刑法家长主义的理论基础出发,对我国学者提出的被害人自我答责原则适用应当满足的具体条件进行分析和总结,得出本文的观点即在被害人怀疑的情形时,应当满足被害人对于危险实现具有支配性的条件下才能适用自我答责原则。基于此,本文将被害人怀疑的情形进行分类,主要分为“具体怀疑”和“抽象怀疑”,在不同的怀疑情形下被害人对危险实现的支配能力不同,只有在具体怀疑的情形下,被害人才具有对危险实现的支配性。最后,为了平衡刑法尊重自我决定权和刑法家长主义保护之间的关系,本文通过被害人在特定情形下是否具有谨慎注意义务来限制诈骗罪中被害人具体怀疑时自我答责的适用范围。具体通过划分不同的特殊领域,分析在不同领域中的被害人是否具有谨慎注意的义务来确定具体怀疑的法律效果。与其他学者不同的是,本文不以被害人处分财产的动机为判断标准,而是以客观现实的风险性为依据,结合被害人在不同领域中对处分财产的危险是否有明确清晰的认识和在不同的风险领域中被害人做出保护自我法益的行为是否具有刑法上的可期待性,来最终判断被害人是否具有谨慎注意义务,是否需要对财产损失的后果自我答责,从而认定行为人能否构成诈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