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实施“精准扶贫”战略以来,贫困治理方式由“漫灌”发展为“滴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反贫困力度最大且成效最显著的国家。在党的领导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不懈努力下,经过八年奋斗,我国终于如期实现所有贫困人口和贫困县脱贫的目标任务。在“后扶贫时代”,农村的贫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福利依赖”,部分农村个体“等、靠、要”思想导致其缺乏自主脱贫动力;其次是“知识匮乏”,由于获取渠道狭窄,素质、能力、技能较弱导致部分群体无法真正脱贫;最后是“资本贫瘠”,产业扶贫无法形成大格局,起到长期稳定“造血”的作用。从历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能够看出我国在“三农”问题上始终保持着高度重视。农村人口一直是我国的弱势群体,虽然改革开放后处境得到很大改善,但我国多年来一直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农村的经济发展、农村人口的生活条件以及机会、权利和权益方面的保障落后于城市人口。财政分配作为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方式和减贫的重要工具,在贫困治理中处于主体地位。若财政政策在实践中向提升农村人口的可行能力倾斜,建设农村群体自身抵抗贫困和防止返贫的内生能力,可能会在更大程度上达到贫困治理长期和稳定的效果。从农村人口来看,无劳动力的群体在贫困治理和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以及国家选择扶持政策方面弹性都很小,而农村劳动力大多是未受到良好教育的低素质、低技能青壮年,仅给予消极的资金补助会对财政造成很大的压力,也不利于对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因此,通过财政政策盘活农村劳动力资源,既有助于国家对贫困的治理,从长期看也有益于国家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基于上述背景与思考,本文以农村劳动力作为研究对象,以贫困脆弱性为研究视角,以贫困治理理论、内源性发展理论、多维贫困及其分析框架、人力资本理论和财政的基本职能为理论基础。首先,对我国当下政府对农村劳动力生计发展的财政支持政策按照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两个角度进行梳理和分析。其次,细致分析针对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各维度的财政支持政策的现存问题与制约原因。再次,利用微观调查数据,通过期望贫困的脆弱性VEP方法和三阶段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计算出贫困脆弱性水平,验证财政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改善作用。后通过probit模型检验了财政支持政策通过提升农村劳动力及家庭的风险应对能力进而改善其贫困脆弱性的机制,又通过ordered logit模型、多维固定效应线性概率回归模型以及面板二值模型分别检验了财政支持政策通过降低劳动力及家庭的协同性风险和异质性风险暴露进而改善其贫困脆弱性的机制。最后基于上述信息设计出一套相对完整的,由政府、社会、个体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农村劳动力财政支持体系。本文的核心观点概括如下:第一,贫困脆弱性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个人和家庭暴露于多重风险,另一方面是因为个人和家庭预防、抵御以及从风险冲击下恢复的能力较弱。第二,改善贫困脆弱性的根本途径在于降低个体和家庭的风险暴露,同时提升其风险应对能力。第三,财政政策与贫困脆弱性的实证结果表明,整体来看,政府的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均能够有效降低农户的贫困脆弱性。但若将农户按是否位于国家级贫困县进行划分,上述财政支出对普通地区农户作用显著,而对贫困县农户的作用并不理想。第四,财政政策影响机制的实证结果证明,财政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均能够显著提升劳动力个体就业概率与外出务工概率,且农户中就业成员占比与外出务工成员占比均显著缓解农户贫困脆弱性。因此,我们认为财政政策能够通过提高农村劳动力风险应对能力实现贫困脆弱性的改善。第五,收到政府补助显著降低农村劳动力及家庭所面临的协同性风险,但对异质性风险并无显著作用。因此,我们认为财政政策能够通过降低农村劳动力协同性风险暴露实现贫困脆弱性的改善。第六,当下农村劳动力生计发展财政支持政策存在财政资金投入目标偏离、财政资金投入不足、财政资金投入碎片化、专项资金分配和使用不规范、资金落实不到位、税收优惠力度不足等问题。第七,农村劳动力生计发展财政支持政策的问题具体是由各主体间存在利益博弈,政府间事权与财权划分不合理、财力不匹配,风险管理体系制度不完善,以及资金投入机制不健全的原因导致的。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以下七个部分:第一章为导论。该章对本文的选题背景及意义进行了详细介绍,界定了文章中相关重点概念,总结出研究的思路、架构和方法,阐述了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并展望未来可能的完善和发展方向。第二章为基于贫困脆弱性的农村劳动力生计发展研究述评。该章围绕贫困脆弱性、风险视角下的贫困治理、风险应对能力视角下的贫困治理、“福利依赖”相关研究的成果进行梳理,并对现有研究的贡献与不足进行综合评述,在现有研究的方法和发现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方向。第三章为农村劳动力生计发展财政支持的理论分析。该章介绍了支撑本研究的相关理论基础,即贫困治理理论、内源性发展理论、多维贫困及其分析框架、人力资本理论和财政基本职能,分析了理论基础对本文的指导意义,并根据基础理论提出财政支持农村劳动力以降低贫困脆弱性的机制。第四章为农村劳动力生计发展财政支持政策的现状梳理。该章按照财政对农村劳动力的生计资本支持政策和生计策略支持政策两个角度进行划分,梳理现有财政支持政策的现状。其中,生计资本的支持包括针对农村劳动力教育、健康等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等物质资本、财政与金融政策结合所提供的金融资本以及引导社会力量提供的社会资本的相关政策;生计策略的支持包括对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的支持以及扶持当地产业的财政政策。第五章为农村劳动力生计发展财政支持政策的现存问题与制约原因分析。该章指出了财政在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支持政策中每一个领域存在的问题,总结出整体层面的不足之处,并深入剖析背后原因。第六章为农村劳动力财政支持政策效果与机制探索。该章根据第三章中的理论基础提出研究假设,验证了财政支持政策对农村劳动力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进一步对财政政策通过降低农村劳动力风险暴露和提高农村劳动力风险应对能力这两个改善农户贫困脆弱性的机制进行了检验。第七章为构建我国农村劳动力生计发展财政支持政策体系的建议。首先从实现机理、功能定位和指导原则三个方面设计了农村劳动力财政支持政策体系的总体框架。其次,从风险管理体系、生计资本支持体系和生计策略支持体系三个维度分解农村劳动力财政支持政策体系的详细内容。最后根据前六个章节的内容,在财政投入机制、税收优惠体系和财政资金监督管理等制度方面提出优化建议。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一是构建支持农村劳动力生计发展的多维度财政政策体系。本研究考虑到农村劳动力的多元发展趋势,建立了个体、家庭、市场、社会“四位一体”的农村劳动力开发体系,构建了支持农村劳动力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的综合财政政策体系。二是从提升农村劳动力可行能力的角度完善我国贫困治理体系。本文顺应内源性扶贫理念,通过发展农村地区和农村群体内生动力来实现脱贫发展,使农村地区和农村群体具备内生发展的能力,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三是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脆弱性研究框架。贫困的脆弱性衡量个体和家庭在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是在一定的前瞻性视角下对贫困进行治理。考虑到反贫的长效性,在后扶贫时期应当着重关注个体和家庭所面临的风险,防止脱贫家庭返贫和非贫困家庭致贫。本文既考虑了农村劳动力贫困脆弱性的外在因素——风险,又分析了内在因素——风险应对能力,从这两个角度为政府制定具有前瞻性的贫困治理政策提供参考。本文的现实意义在于:一是以财政基本职能的落实契合发展型社会政策的运行。发展型社会政策是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协调统一的新范式。无论是在“十二五”规划时期的“三个转变”,还是“十三五”规划时期的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和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我国均一直在强调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平衡。对农村劳动力进行人力资本开发和统筹支持是实现规划目标并在长期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是政府履行职责的重要工具。通过财政支持农村劳动力,提升劳动力供给数量和质量,为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有效助力,有助于在长期带来经济效益;同时,提高农村劳动力自身素质,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发展。二是为乡村振兴构建核心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如今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临近“刘易斯拐点”,而乡村振兴必须以发展农村劳动力为重要抓手。本文重点站在乡村人才振兴的角度,以财政政策工具落实政府引导作用,支持农村劳动力发展进而建设乡村核心竞争力。三是切实巩固脱贫攻坚的奋斗成果。政府对农村劳动力的开发能够帮助农村家庭增加家庭收入,提高家庭生活质量,维护家庭稳定,更重要的是缓解家庭中贫困的代际转移。政府综合考虑农村劳动力所面临的弱势条件,通过财税政策整合有利资源,提供导向和服务,提升农村劳动力素质和能力并维护其权益。对农村劳动力个体和家庭风险暴露程度和自身应对风险的能力两个角度统筹兼顾,持续提升“造血”能力,防止贫困状态的反弹。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在研究视角方面,赋予贫困治理工作一定的前瞻性。以往关于贫困治理的研究大多使用能够观察到的家庭贫困状态,是一种事后的认知。在贫困的治理过程中,除减贫工作以外,对贫困可能性的预测和对贫困的预防将更具有主动性。对微观个体贫困脆弱性外部和内部产生原因的把握配合财政政策针对性的支持,更能有效防止返贫与致贫。第二,在理论方面,将可持续生计框架与脆弱性理论分析框架结合。本文以可持续生计框架中的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对应脆弱性分析框架中的风险应对能力。两个理论框架均是建立在阿马蒂亚森能力贫困理论基础上形成的多维贫困分析框架,虽二者侧重点不同却具有相通之处。第三,研究方法方面,首次将CFPS问卷中针对微观个体对关于家庭通电情况、住房困难情况以及家中发生重大事件问题的回答处理为虚拟变量,用来表示劳动力及其家庭所面临的异质性风险;将微观个体对我国的环境、就业、贫富差距、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和政府腐败八个领域问题严重程度的主观评价处理为排序变量,作为劳动力与其家庭所面临协同性风险的衡量。第四,完善农村劳动力的多维财政支持体系。根据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大多数农村劳动力财政支持政策的研究仅针对劳动力的转移就业问题或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角度单一。然而当今社会农村劳动力呈多元化发展,不同路径下劳动力又面临多重需求。因此,财政政策全方位、多角度地支持农村劳动力发展是我国贫困治理工作中的必然要求。第五,构建农村群体风险管理体系。一是将风险按照协同性与异质性、领域、生计环节三个维度进行细致划分,有助于厘清各级政府的职责,清晰化风险管理的着力点,精确化政策实施的落脚点。二是建立由政府、个人、社会团体等多方共同参与的正式和非正式风险管理机制,包括农户和农村劳动力的脆弱性风险档案、事前风险预警防范系统以及事后风险干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