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班律师制度最早源于英国的值班律师计划,作为刑事辩护制度较为发达的西方发达国家,英国法律规定凡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可能被采取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或者可能被判处自由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可以获得律师的刑事辩护,但当事人在尚未自行聘请到律师或者尚未办理相关手续获得法律援助律师之前,突露出刑事辩护“空白期”的问题,英国值班律师计划的设定,便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为符合上述情况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初步性、应急性的法律服务。这一设计从制度上满足了国际司法刑事辩护全覆盖的发展要求,对刑事司法人权的保障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世界范围内得到逐步的推广使用。我国值班律师制度的探索始于2006年8月司法部在河南省修武县进行的法律援助值班律师试点项目,2010年8月司法部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决定在全国范围内部署推广值班律师制度,2014年、2016年,值班律师制度先后被纳入全国人大授权的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开展的刑事速裁程序、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工作中,成为改革试点必不可少的配套性制度,2017年8月,“两院三部”联合出台了《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的意见》,标志着我国值班律师制度的正式确立。随着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2021年最高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先后修订、颁行,我国值班律师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健全完善,发挥了推动程序正义实现、促进诉讼效率提升、弥补法律援助短板、促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良好运行的诸多价值,已成为我国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升刑事司法人权保障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值班律师制度作为一种新型的舶来制度,在实际运行中,暴露出与我国刑事司法实际的锲合度尚有不足,仍然受到诸如定位不准、认识不足、重视不够等不利因素的限制。为此,笔者从刑事司法实务角度出发,尝试解决功能定位不准、功能使用畸形、司法机关重视不够、律师主体及经费不足、无法有效法律帮助等问题,探索我国值班律师制度质变式完善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