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利率是宏观经济中最重要的价格变量之一,它决定了几乎所有市场主体的跨期决策。对消费者来说,实际利率决定了“现在”和“未来”的相对价格,引导人们将收入在消费和储蓄之间进行分配,从而影响资本的供应和积累。对企业来说,实际利率构成了投资的机会成本,引导企业扩张或收缩产能,影响企业对资本和劳动的相对需求,从而影响整个经济的就业水平。对政府来说,实际利率决定了政府的负债成本,以及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空间,从而影响政府配置资源和干预经济的能力。21世纪以后,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都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低名义利率、低通货膨胀,低实际利率的现象。低利率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社会信任关系不断增强、信息不对称持续减弱,反映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然而持续的低利率更会给经济社会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首先,货币政策受名义利率零下限的约束,长期的低利率环境会令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缺少足够的操作空间,不利于抵御经济衰退冲击。其次,低利率可能放大投资者的风险偏好,诱发资产泡沫;降低银行存贷利差,削弱银行盈利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威胁金融体系稳定。最后,从长期看,实际利率过低会使国民收入的分配过度偏向资本,损害居民的收入增长从而抑制消费;低利率亦会鼓励企业使用资本替代劳动,鼓励政府加大资本密集型的基本建设投资,降低单位GDP增长的就业弹性。长期来看,低利率的一个严重后果,便是对居民福利的损耗。目前考察利率决定的经验文献,更多聚焦各国利率随时间下降的共同趋势,侧重从时间序列或者面板的角度去挖掘影响各国利率演变的因素,比如人口年龄结构、政府债务,乃至气候变化,但却很少从横截面角度考察各国实际利率在长期中的均值差异。均衡实际利率决定于资本的供给和需求,资本的供给源自居民的储蓄,对资本的需求来自企业的投资。经济学中,决定资本供给,即居民消费-储蓄行为的重要参数是个体的时间偏好。人们的时间偏好越高,就越不耐烦,越偏好现期消费而非储蓄;反之,人们的时间偏好越低,就越耐烦,越能接受推迟消费,越愿意储蓄。经济学中,决定资本需求,即企业投资决策的重要参数是个体的闲暇偏好,这是因为闲暇偏好决定了个体,尤其是女性个体,对工作和休闲、市场劳动与非市场劳动（比如家务劳动和小孩照护）的选择权衡,从而影响劳动供给,后者决定了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投资回报）,进而企业的投资需求。人们的闲暇偏好越高,就越倾向选择休闲,或者参与非市场劳动,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就会越低,导致较低的投资需求;反之,人们的闲暇偏好越低,就越倾向参与市场劳动,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就会越高,导致较高的投资需求。时间偏好和闲暇偏好作为影响群体行为的外生参数,在时间的流逝中基本保持稳定。无论从时序的维度,考察一个国家的实际利率随时间的变化规律,或者从面板的维度,考察各国的实际利率随时间变化的异同,都可以预期,时间偏好和闲暇偏好在其中几乎不具解释力。但如果从截面的维度,考察各国的实际利率在长期中的均值差异,则可以预期,时间偏好和闲暇偏好作为影响居民储蓄和劳动供给的核心参数,对实际利率长期均值的影响不可忽视。在经验研究中,偏好作为不可观测的因素,需要用与之相关的变量去代理。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文化有如一个群体的集体人格,和群体偏好紧密相关,是群体偏好良好的代理变量。近年在社会心理学和劳动经济学领域,已经有经验研究对影响一国储蓄率,或者一国女性劳动供给的文化因素进行了讨论,本文把此类文献中提及的影响储蓄的文化因素,统称为耐心文化,把文献中提及的影响女性劳动供给的文化因素,统称为女性劳动文化。耐心文化通过塑造一国群体时间偏好,影响该国总储蓄;女性劳动文化通过塑造一国群体闲暇偏好,影响该国总劳动供给。总储蓄和总劳动供给之比,构成了该国的资本劳动比,最终决定该国实际利率的长期均值。以上逻辑可简单归纳为:文化→群体偏好→群体储蓄行为和劳动供给行为→资本劳动比→长期实际利率。基于以上逻辑,本文使用耐心文化和女性劳动文化的代理变量,从文化角度去考察一国实际利率的长期均值、一国与美国实际利差的长期均值,并进一步将耐心文化、女性劳动文化引入现有探讨老龄化→长期实际利率文献的实证框架,考察不同文化背景下,老龄化对长期实际利率的影响效力。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可总结如下:第一,从静态的角度看,耐心文化和女性劳动文化,可以分别代表一国居民群体的时间偏好,以及闲暇偏好,二者通过影响资本劳动比,深刻地影响着实际利率在长期中的均值。其表现为:（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文化色彩偏耐心的国家,拥有较低的实际利率长期均值;文化色彩偏不耐的国家,拥有较高的实际利率长期均值。耐心文化程度每增加1个标准差,实际利率的长期均值或中位数将减少39.2-68.4个基点,最高可占实际利率标准差的55.9%。（2）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女性劳动文化偏消极的国家,拥有较低的实际利率长期均值;女性劳动文化偏积极的国家,拥有较高的实际利率长期均值。女性劳动文化的消极程度每增加1个标准差,实际利率的长期均值或中位数将减少56-94.5个基点,最高可占实际利率标准差的76.8%。从数量效应看,文化变量对实际利率的影响效力甚至大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贸易盈余占GDP比重、公共债务占GDP比重等频繁出现在经验文献中的利率决定变量,对实际利率的影响不可忽视。第二,从静态的角度看,一国与美国的实际利差在长期中的均值,取决于该国与美国在耐心文化层面,或者女性劳动文化层面的差异,其表现为:（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一国文化相对美国越偏耐心,实际利差在长期中的均值越低;一国文化相对美国越偏不耐,实际利差在长期中的均值越高。一国与美国的耐心文化差异每增加1个标准差,两国实际利差的长期均值或中位数将减少32.9-54.6个基点,最高可占实际利差标准差的41.6%。（2）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一国女性劳动文化相对美国越偏消极,实际利差在长期中的均值越低;一国女性劳动文化相对美国越偏积极,实际利差在长期中的均值越高。一国与美国女性劳动文化（的消极程度）差异每增加1个标准差,两国实际利差的长期均值或中位数将减少52.4-82.9个基点,最高可占实际利差标准差的66.9%。第三,从动态的角度看,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的人口老龄化→实际利率下降的传导效应,实际上会受一国文化背景的调节。在文化色彩偏耐心、女性劳动文化较消极的国家,这一效应才会明显存在;在文化色彩偏不耐、女性劳动文化较积极的国家,这一效应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保守地估计,如果一国兼具耐心文化和消极的女性劳动文化,那么老龄化变量,即老年抚养比和预期寿命每共同增加1个标准差,将导致实际利率下降1.2个百分点,这能够解释实际利率37.9%的样本变异。反之,如果一国兼具不耐文化和积极的女性劳动文化,则老龄化对实际利率几乎无影响。本文的创新之处,或者边际贡献在于:第一,本文采用文化去表征影响居民时间偏好和闲暇偏好的不可观测因素,拓展了研究利率决定的分析思路。据笔者所知,本文是第一篇探讨文化与实际利率关系的经验文献。虽然费雪和马克思等经济学先驱都曾论述过文化对利率的潜在影响,然而受时代局限,他们并没有足够的工具或数据去佐证自己的论点,并且目前有关利率决定的经验研究,大都是基于时间序列,或者面板维度的考察,采用的变量几乎都是“个异时异”的变量,缺乏对“时恒个异”变量的分析。本文借助现代社会心理学和劳动经济学的研究成果,采用表征耐心文化的指标作为群体时间偏好的代理变量,采用表征女性劳动文化的指标作为群体闲暇偏好的代理变量,对实际利率的长期决定进行实证探讨。现有经验文献中,学者们虽然采用了本文所谓的耐心文化指标去考察跨国的储蓄率差异,或者采用了本文所谓的女性劳动文化指标去考察跨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差异,却未见将这两类指标结合起来,考察跨国的实际利率差异的经验研究,本文首次将耐心文化指标,与女性劳动文化指标相结合,较好地解释了各国实际利率长期均值的决定。实证结果将证明,耐心文化或女性文化对一国实际利率长期均值的解释力,普遍高于诸如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或者债务占比等经济变量。第二,本文拓展了经验研究中,关于一国与美国利差决定因素的分析。一国与美国的利差,对该国资本和金融账户,从而对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以及汇率的稳定非常重要。本文采用一国与美国耐心文化的差异,以及女性劳动文化的差异,去捕捉影响该国与美国实际利差长期均值的文化因素,较好地解释了一国和美国实际利差长期均值的决定。第三,本文拓展了经验研究中,关于老龄化对实际利率的影响效果的分析。现有文献从老龄化,即老年抚养比的上升,以及预期寿命的延长,这两个角度讨论了主要经济体实际利率持续下降的原因,却忽略了老龄化对实际利率影响的约束条件。本文将耐心文化和女性劳动文化作为老龄化影响实际利率的约束条件,证明了只有在文化色彩偏耐心,或者女性劳动文化较消极的前提下,老龄化对实际利率的负向影响才是显著成立的,从而拓展了考察老龄化→实际利率效应的研究思路。此外,本文还发现,在相近的老龄化趋势下,文化色彩偏耐心,以及女性劳动文化偏消极的国家,其长期实际利率更可能下探至负利率区间。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目前被全球主要市场经济国家遵循,或者近似遵循的货币政策规则为泰勒规则,这一规则认为,中央银行应该根据当期的产出缺口、当期通胀相对目标通胀的偏离,以及均衡实际利率或自然利率,去调整短期实际利率。本文基于文化视角的利率决定研究,能够给一国货币当局提供估计均衡实际利率的新思路。本文基于文化视角的利差决定研究,对一国政府管理跨境资本流动也有一定启示,这是因为在引发金融资产国际流动的因素中,最主要的是国内外利率差异,尤其是与美国的利率差异。此外,根据本文的结论,在老龄化趋势下,弘扬积极的女性劳动文化,鼓励女性参与劳动,有助于减弱老龄化对长期实际利率的负向影响,减少实际利率降至负利率区间的概率。虽然一国的性别观念,尤其是对女性社会角色的定位植根于该国传统文化,短期内难以被政策所撼动,但是政府可以通过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减弱制约女性劳动参与的制度障碍,这一点对当下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的中国来说尤其重要。通过改善女性就业歧视、提高婴幼儿照护的社会参与度、促进生育后再就业的相关制度安排,缓解女性就业意愿与生育意愿的冲突,协调劳动总供给的短期矛盾和长期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