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竞争复杂激烈,地区热点乱变交织,世界迎来充满变数、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同时,2020年是中国实现第一个百年计划的冲刺年,也是中国企业深化改革、稳中求进、高质量发展关键的一年,企业想要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优化风险承担水平,从而抓住机遇,应对挑战。风险承担行为具有较大的信息不对称性,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受到企业决策机构所能获取信息和资源的影响。在我国,人情社会的观点逐渐被社会大众所接受,对于企业而言,“关系”可以帮助其获取优质信息和稀有资源,为企业优化风险承担水平、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提供支撑,而在企业众多关系中,董事网络具有重要地位。董事网络是指一家公司的董事同时任职于其他公司而形成的网络结构,是企业间信息传递和资源共享的可靠且低成本的交流渠道,近年来,随着我国企业数量的不断增加,董事网络也越来越普遍与复杂,深入分析董事网络对风险承担的影响关系和影响路径,不仅有利于企业所有者从多维度了解董事网络的影响,从而有针对性地任命董事会成员,也有利于企业决策者充分利用董事网络带来的信息与资源优势,优化风险承担水平,使企业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脱颖而出。本文选取2008-2018年深沪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结合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方法,在回顾了董事网络、董事会治理和风险承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根据公司治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提出了董事网络、董事会治理和风险承担的理论分析框架。随后利用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OLS回归、中介效应检验、调节效应分析深入探讨了董事网络对风险承担的直接影响规律,以及董事网络通过董事会咨询职能和董事会监督职能对风险承担的间接影响规律。最后,进一步探索了董事会职能间相互影响的“边际效应”并确定了风险承担影响企业价值的“阈值”。研究发现:（1）董事网络对风险承担具有促进作用。一方面源于董事兼任产生的“烙印效应”和“模仿效应”丰富了董事经验,另一方面,“质量假说”使董事有更强的动机承担风险,同时,兼任董事为企业带来了更多的信息和资源,提升了企业优势。国有企业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和政策性负担,董事网络作用的发挥受到限制,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政府干预程度较低,董事更能发挥其网络效应,与非独立董事相比,独立董事网络能在短期内为企业带来大量的信息交换和资源提供,使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迅速提升,但是长期而言,基于信息不对称性的逐渐缩小以及非独立董事自身发展的需要,非独立董事网络对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逐渐提升。（2）董事网络通过提高董事会咨询职能,促进风险承担的提升。董事交流的活跃程度能使董事在模仿和学习的过程中积累经验,对信息的控制和主动性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性并且提升董事能力,信息传递的有效性能有目的的为企业谋求资源优势,有利于董事会咨询职能的提升。董事会咨询职能可以很好地弥补管理层不足,为企业提供专有性资源、建议、公关以及沟通渠道,并且能增强与管理层的信息交流与信任,协调所有者与管理层目标的一致性,降低代理成本,进而促进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与独立董事相比,非独立董事能同时获取公司内外部信息,在信息传递方面更具优势,但是由于其兼任公司的数量远低于独立董事,显得有效信息和资源的获取不足,因此长期而言,独立董事的咨询职能对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更强。（3）董事网络通过约束董事会监督职能,促进风险承担的提升。时间和精力的限制,使兼任公司数量较多的董事更“忙碌”,降低了董事会的监督质量,并且由于董事会监督的减少,两类代理问题更加严重,管理层的“自利”行为和大股东的“掏空”动机使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迅速飙升。短期内,减少董事兼任数量可以增强董事会监督职能,有效降低两类代理问题,抑制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但是长期而言,对管理层的过分监督会使管理层由于激励不足而选择消极怠工,导致了由于风险识别不足引起的风险承担水平的上升,因此,长期而言董事会监督管理层的强度在董事网络对风险承担的影响过程中具有遮掩效应,但最终仍表现为董事网络对风险承担水平的促进效果。与独立董事相比,非独立董事网络中心度对监督第一类代理问题的影响更强,并且监督职能的发挥对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更强。（4）董事会咨询和监督职能之间表现为相互促进的“合作”效应,并且长期和短期风险承担对公司价值促进作用的“阈值”分别为资产收益率的波动为0.1035时和资产收益率回归残差的绝对值为0.0095时。短期内董事咨询和监督职能具有相互促进的“合作”效应,而长期内二者间的相互影响并不显著,在异质性产权性质和制度环境下这种影响依然成立,但是长期而言,若国有企业咨询不足,董事会咨询和监督职能会出现短暂的“对立”效应。异质性产权性质和制度环境下,风险承担对公司价值促进作用的“阈值”也不同,总体表现为短期小于长期,非国有小于国有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