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除引言和结语外,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量刑建议精准化问题的实践考察。笔者总结与梳理了目标地区检察院推进量刑建议精准化工作的做法。其中,重庆市的做法有:一是起草类案量刑建议内部规范;二是探索内部量刑建议的提出程序,分为主办检察官提出、检察官联席会议讨论作为参考、检察委员会研究决定三级程序;三是探索量刑建议的调整程序,如遇量刑有争议的案件,事先与法院进行沟通,或法院在接收案件后以书面或口头的形式告知;四是建立类案办理小组,推进类案办理专业化。其他地区的做法有:邀请法官对检察官进行量刑建议精准化的业务培训;引进智能辅助系统和大数据辅助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强化检察院与法院之间的沟通机制以提升量刑建议精准化水平,比如制作精细化量刑建议表、与法院会签量刑精准化文件及开展社会调查等。从笔者收集到的数据来看,以上地区在量刑建议精准化方面的探索效果显著,“确定刑”量刑建议的提出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采纳率与总体量刑建议采纳率相差不大,部分地区服判息诉率较高。第二部分提出了量刑建议精准化所面临的四个困境。第一,认识层面。理论界与实务界的争议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确定刑”量刑建议的合理性;二是对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201条的理解;三是部分被害人对“确定刑”量刑建议有异议。笔者将争议焦点归纳为“确定刑”量刑建议与法院的量刑裁量权是否冲突、对裁判结果是否有约束力。第二,规范层面。刑法尚未对认罪认罚的性质及适用作出回应;“确定刑”量刑建议的实体法依据不足;“量刑协商”控辩失衡。同时,现有量刑指导意见过于笼统,量刑幅度仍有待细化,量刑建议精准化工作的推进存在障碍。第三,程序层面。从提出程序来看,部分检察院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内部程序,但当检察院内部产生重大分歧时,仍缺乏外部沟通机制。从调整程序看,目前实践中存在调整时间不一、调整方式较随意、法院建议调整时不说理、缺乏调整后的处理程序等问题;同时,检法两家对法院未履行量刑建议调整程序的行为性质认知也存在差异。第四,能力层面。量刑建议精准化工作的推进速度较快,但基层检察官能力参差不齐、办案经验有限,量刑建议精准化在全国范围内的开展存在困难;同时,智能辅助系统也只能提供大数据的统计与分析,无法就个案的特殊性问题进行分析,对进一步推进量刑精准化工作帮助有限。第三部分是量刑建议精准化的选择与实现。一是量刑建议精准化的程序选择。首先,笔者通过借鉴“效率说”和“审判近似值说”,论证了量刑建议精准化是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必然选择。其次,笔者回应了理论界的认识争议:“确定刑”量刑建议仍然停留在建议层面,并不因其精准而改变自身建议的性质,不会与法院量刑裁量权产生冲突,对判决结果也不具有约束力。同时,它的提出建立在与被追诉人认罪协商的“合意”基础之上,法院应当尊重“合意”,谨慎对待“确定刑”量刑建议,严格遵守量刑建议调整程序。因此,量刑建议精准化实质上就是“确定刑”量刑建议的大幅适用。最后,笔者提出了“确定刑”量刑建议的程序选择:在速裁程序中,检察院应当一律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重罪案件中,“确定刑”量刑建议应当少提、慎提;其他案件则视检察官的能力、经验等因素而定。二是量刑建议精准化的实现。其一,细化规范。明确实体规范,刑法应对认罪认罚的性质及从宽幅度作出明确回应,以更好地指引检察官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同时总结地方经验,建立量刑数据库,形成以指导性案例为基础的量刑指南;其二,完善提出程序。完善“确定刑”量刑建议的内部提出程序;建立重大疑难案件的外部沟通程序;增加向被害人释法说理环节,更好的服判息诉。其三,完善调整程序,明确庭前、庭中的调整方式,增加调整的说理环节。其四,开展业务培训、建立常态交流机制,提升检察官办案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