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会书院始见于明代,是地方大吏自发在省会建立的招收通省士子肄业的高等级书院。明代省会书院的主要建设者是提学官,是其为扭转官学积弊而创设的兴学举措。随着王学在中晚明广泛兴起,在思想与制度上对省会书院产生双重渗透,打破了既有的书院建设模式与官学体制,引发了万历三年张居正的学政制度改革。在新制度下,提学官失去了通过建设书院衍生的“教士”职能,而向着科举“校士”专官转变。明末省会书院在延续传统办学模式的同时,讲会成为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易代后,省会书院制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顺治九年颁行的“不许别创书院”政策是清初继承明万历学政改革的结果。这项政策的含义并非是过去研究中所认为的是对天下书院的普遍禁止,而是作为提督学政官员履职时所要遵循的一项条款。受制于此,省会书院的主要建设者在清初转变为地方督抚。清初省会书院仍然与学术发展相联系,保持了学术中心的地位。清代书院政策在雍正朝开始转向,皇帝开始直接干预地方书院建设。对于地方普遍推进的省会书院建设,雍正帝采取了既支持又反对的态度。其看似矛盾的行为背后有着一贯的理念。概言之,雍正帝的立场就是地方的书院建设不能与雍正朝敦崇“实学”、“实政”的理念相违背。雍正十一年,雍正帝正式谕令各省督抚建设省会书院。这项政策得以实施,建立在各省省会书院普遍发展、“耗羡归公”财政制度改革与新省制的基础上。雍正十一年各省督抚所建的省会书院应当为20所,并非学界以往所认为的23所。雍正帝在颁行省会书院制度后,并未进一步加以规范,各省会书院的发展呈现多样的特点。乾隆以降是省会书院制度的调整、完善期。省会书院形成“一省多院”模式,奉天、京师、台湾分别建立省会书院。外省驻防、满洲故地、藩部出现了借助省会书院制度推行书院教育的举动,却大多不获许可。雍乾之际,朝堂对省会书院制度提出多项完善建议。乾隆元年规范省会书院制度的谕旨明确了省会书院的制度定位,以京师国子监与地方府州县学之间的类似省一级官学的身份成为国家教育典章。省会书院的教学、管理体制逐渐完密,各省会书院的制度趋于统一,但各省仍有一定的自主权。在新的规章制度中,省会书院教学在主要围绕科举展开的同时,兼顾经史、治术等内容。院长是省会书院教学制度的核心,其教学方式以考课为主,部分书院保留了讲书制度。掌教满六年卓有成效者,可由督抚学政题请议叙。督抚、司道等官员不仅负责了书院的管理,还是书院教学的重要参与者。其参与教学主要是通过官课制度。该管官员对省会书院的管理之责,主要是在日常管理、经费管理、聘任院长、遴选生徒上。生徒的遴选有两种常见方式,即府州县官学保送、学政巡考时选送。乾隆以后增加了自行赴省禀请投考的途径,但并不普遍。肄业生徒有等级区分,由高到低分别给予不同的膏火待遇。诸生材器尤异者,学政三年任满时可按优生之例举荐一二,这在实践中并不常见。省会书院的经费管理被纳入奏销体制。尽管奏销程序繁琐,但经费有了制度性保障。省会书院形成形式上的经费定额收支制度,已非传统的学田经济模式能够支撑,其经费结构走向多元。在中央政府采取“有限责任”管理方式的前提下,各省会书院普遍采取的发商生息、公项添充、捐给养廉等经费筹措办法,都需要省级政府出面组织,清代省级政府的文化教育权责在这一过程中得以扩张。省会书院在各省普遍设立后产生了重要影响。教育资源在省会得到集中,一省的文化教育中心与政治权力中心相重叠,省会书院成为构建省会文化优势的重要资源。在全国范围内,各个省会书院经费总额的差异十分明显。因经费数量直接与教学质量挂钩,各省会书院的教学水平就因各省财政的支持力度的不同而形成差异,教育资源出现区域性、制度性的失衡。省会书院是乾嘉学术发展、传播的重要途径。通过省会书院院长的选聘渠道,一张全国性的学者交流网络得以构成。在这一网络中,江南属于学者的输出地,当地盛行的学术文化也随之一并对外传播。同时,省会书院在其繁盛的举业的基础上,形成编刻书院课艺总集的风气,新的学术机制借助改革后的新考课制度得以成型。总之,经过雍乾之际以建设省会书院为主要内容的教育体制改革,清代地方教育体系正式走出明代模式,建立了“官学—书院”双轨制的官方教育系统,清代教育已有走向“差异化”发展的趋势。这些新的因素共同构成19世纪教育革新运动的前提性、制度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