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界革命”是近代小说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开启了中国“新小说”创作,号召小说要为政治,为社会,甚至是为革命服务。“小说界革命”标志着中国传统小说开始走向新生,走向现代。然而,“小说界革命”并非是突然产生的,中国传统小说的现代化变革也非由梁启超一人之力便可倡导完成。在此之前的数十年间,中国传统小说内部运行结构中已然出现各种变革,这些变革在数十年的积累下,为“小说界革命”的产生做好了必要的准备。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传统小说多承袭追仿前代题材内容,继续发展,并逐渐开拓出狭邪小说这一新的小说类型。1843年,上海开埠,受到西风熏染,上海逐渐成为中西交流的前沿阵地和近代文化中心。随着近代报刊业的兴起和西方先进印刷技术在我国的推广使用,中国传统小说开始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同治十一年(1872年),申报馆创立,先后在《申报》及《瀛寰琐记》上刊载小说作品,并利用新式印刷技术出版传统小说,这成为古代小说走向变革的开端。首先是小说刊载方式的变化,改变了过去单纯的结集出版的发行方式,开始与报刊相结合,或登载,或附送。小说与报刊的结缘,借助报刊的传播优势,提高了受众面积,同时也影响到小说作者的创作方式。其次,小说出版进入机器印刷阶段,印刷技术的进步带动小说出版数量激增。一时间,小说市场竞争激烈,价格悬殊,盗版翻印层出不穷。最终小说出版业在市场的自主调节下日渐走向稳定。申报馆的创立还为战乱期间无法出版的小说作品提供了问世的可能,如这一时期重要的文言小说作品《夜雨秋灯录》、《耳邮》等均由申报馆出版发行。文言小说中展示太平天国战乱环境下民生疾苦的作品大量出现,作者的视角开始从传统的搜神志怪、摹仙写鬼转移到现实人生。通俗小说表现为侠义公案小说的盛行和狭邪小说的继续发展。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激起了国人的危机意识和救亡意识。时事小说开始直接对准当时中国的现实,旨在总结历史教训,引起国人反思。其他小说题材如世情小说、神魔小说也不同程度地展现了现实环境下出现的社会变革意识。资产阶级维新派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创办报刊,提倡西学,宣传维新思想。维新派欲借国外小说输入西方文明,启蒙国人维新精神,从而使翻译小说日渐增多。随着国人对西方小说了解的加深,进而影响到中国传统小说观念的变革。最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新小说》创刊,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号召。自此,小说发展呈飞跃之势。这一结果除却“小说界革命”的号召之功,更是近代小说发展数十年积累之力的必然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