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这一传统中国的“本土资源”,随着西方现代法律制度与ADR改革兴起而起落沉浮,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中国法学研究和法治建设实践深受“现代化范式”的影响。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司法改革中,理论界和实践界对中国“问题意识”的缺失。历史清晰地表明传统与现代并不遥远,清代、民国、共产党革命时期和当下中国的调解模式具有某种传承关系和诉讼、调解相互作用的相似格局。着重通过考察当下中国近年来开展的诉调对接的实践,分析了改革存在的问题与不足。通过比较法的方法,对域外ADR制度中的调解模式进行了类型化的考察,努力揭示其主要特征,提出中国的人民调解制度大致相当于以英国的诉讼程序之外的调解模式,中国诉讼调解模式大致相当于德国、日本的诉讼上和解模式。在改革理念上,应当用新视野去再审视当下中国的诉讼外调解与诉讼、诉讼内调解与诉讼、诉讼内调解与诉讼外调解之间的关系。在制度创新上,应当把诉讼外调解制度改造成党委政法委领导下的ADR制度。同时,应以“当事人权利和法官职责”为核心重构诉讼内调解制度。通过赋予当事人对ADR机制的二次选择权和法院对ARD调解协议的司法审查权,实现ADR与诉讼的衔接与转换,达致各种解纷机制的良性互动和各方利益的最大化,满足新时期人民群众多元化定纷止争的司法需求。全文共18473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