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当前社会诚信缺失的“信用危机”,“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指出要开展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以守信激励、失信惩戒为原则开展,其中行政性失信惩戒作为失信惩戒中的重要部分,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行政性失信惩戒作为新兴的社会治理工具,存在缺定义,概念内涵不明;轻程序,制度保障落空;重惩戒,忽视教育功效;缺救济,权利保障困难的问题。笔者坚持以问题为导向,通过文献研究、规范分析、实证研究的方法,围绕行政性失信惩戒的定义、程序、适用与救济等方面展开讨论,期冀为行政性失信惩戒的完善贡献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文章的第一部分对行政性失信惩戒的概念进行论述,首先,行政性失信惩戒是一个实践用语,文章明确其具体概念。其次,借鉴国际信用标准体系与学者主流观点,从主客观要素上认定失信行为的标准,并明确制度实施的目的。通过对比不同学说观点,以类型化的方式厘清不同行政性失信惩戒的法律性质,为后文行政性失信惩戒的问题讨论与对策提出奠定理论基础。第二部分则是围绕行政性失信惩戒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展开。第三部分则是对具体问题结合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与实际情况提出完善的建议。首先,在执行行政性失信惩戒时,存在着忽视失信主体的程序性权利保障,规定粗糙简略的问题,难以体现正当程序的原则;需要通过加强对信用主体知情权、听证权、异议权等权利的保障,并通过完善程序规定的细节,保证程序正义的实现。其次,惩戒停止实施需要以失信主体完成信用修复作为标准,当前信用修复完成限度规定笼统,未指出明确的修复标准;修复的方式单一,与修复的目的缺少必要的联系。对此,应贯彻不当联结禁止原则,丰富信用修复的方式,强化修复条件与恢复信用的目的之间的联系,让信用修复更加精准化科学化。再次,在行政性失信惩戒的适用上,需要注意对特殊群体的权益保障。不少地方在立法时将犯罪人与失信主体直接挂钩,未考虑犯罪事实与刑罚情况,片面地歧视犯罪人并对其施予惩戒。针对这一问题,应先明确两种惩罚手段之间的联系,并建立全方位多角度考虑犯罪人罪行与刑罚的信用评价体系,让行政性失信惩戒发挥最大的作用。最后在权利救济的方面,行政性失信惩戒面临着权利救济渠道不畅,救济权利受限的问题,对此可以从人大监督、监察委监督的角度出发,拓宽救济的渠道;并且通过颁布司法解释,扩大国家赔偿范围的方式进一步保障信用主体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