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面向农村的故事读物,《故事会》创刊于1963年7月,因“文化大革命”而休停刊于1966年5月,期间共发行24辑,平均每期发行量能达到约30万册。这一火热的发行现象正好背靠当时的社会主义文化政治实践,而《故事会》在以往的启蒙现代性框架中被视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附属物,这一政治性压倒专业性的“启蒙”话语判断直接斩断了对发掘《故事会》（1963-1966）出版实践的丰富性的可能,也因此,60年代《故事会》出版实践与当时社会主义文化政治实践之间的密切而复杂的关系被遮蔽了,成为研究的一片空白。随着“启蒙”话语限度——面对如何有效阐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时期文学出版以及当代文学（通常指50-70年代文学）出版时的无力——的不断显现,文学出版史的研究越来越注重激活“政治”的语义分析能量。遵循着这一重新历史化看待“政治出版”的文学出版史研究立场,本研究试图探讨60年代的《故事会》是如何出版的,这一出版实践有何特点。文章以“群众性”——指向“群众参与”与“代表群众”的概念——为核心关键词,立足于对相关史料的收集和考证,来论证《故事会》（1963-1966）的群众性出版实践。具体而言,首先,解析60年代《故事会》创刊的起源背景;其次,从编辑和创作的角度,以“口头出版社”概念为核心,考察《故事会》（1963-1966）坚持群众路线的编创风格;再次,从印刷和发行的角度,说明《故事会》（1963-1966）的发行销售过程是如何契合于当时图书发行工作中“文化下乡”的理念;最后,从出版的社会效果层面,考察《故事会》（1863-1966）文本如何在口头传播过程中建构“群体性场景”,并进而揭示《故事会》（1963-1966）出版所产生的社会动员效果。因此,通过对《故事会》（1963-1966）整个出版过程和社会接受的考察,其群众性的出版实践特征自然浮出历史地表。这一群众性的出版实践也指向了60年代社会主义文化政治实践中以激发主体性为目的的社会动员的群众性图景。一定程度上,60年代《故事会》的群众性出版实践体现出了有中国特色的出版和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