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西方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兴盛之时,以奈达、卡特福德、纽马克等为代表的语言学家认为翻译只能是一门语言学学科,翻译活动是一种纯语言的转换过程,重要的是对比原作和译作语言单位意义上的相同,以达到内容上的等值。它所强调的规律性的对应现象限制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把翻译视为一门精确的科学。这种封闭、静止的翻译范式被后来兴起的文化转向所逐渐打破。文化派翻译研究的方向重点是文化研究而不是语言转换。以巴斯奈特、勒菲弗尔、韦努蒂等为代表的文化派学者关注翻译中语言结构外的诸多因素:哲学、政治、历史、文化、意识形态、诗学等,把翻译放到一个宏大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从着眼单一文本转向文化大视野。但是,文化学派的文化转向对传统翻译研究的态度缺乏批判继承、去粗取精,而主要是颠覆、瓦解与抛弃。它几乎抛开了翻译中的语言问题,或干脆用文化研究代替语言研究的问题,从而文化取代语言而成为翻译研究的本体,使翻译研究的多学科领域泛化为无学科。然而,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行为。作为一种指导交际的认知语用理论,关联理论对翻译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它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了语用学领域本身,逐渐蔓延到了翻译领域。关联理论的翻译观对翻译问题的解释是动态的、辩证的。它能以关联性抓住翻译问题的根本,具有使翻译标准具体化的重大意义。在关联理论的框架内,翻译是一个对源语进行阐释的动态的明示—推理过程。翻译在原文作者、译者、译语读者之间进行,体现了一种三元关系。译者需要向译语读者传递原语文化及原文作者的各种意图,从这个角度看,翻译是一个动态的交际过程;翻译涉及复杂的分析、推理,是一种动态的认知心理过程;翻译需要重视各种语境因素,所以又是一种动态的语用过程(这三者不是截然分开的)。具体地说,译者既要把握原文作者的意图又要根据译语读者的语境再现原文。翻译要想求得最大程度的成功,其根本必然是再现原文的最佳关联性。关联理论认为,要正确理解自然语言,就要在接受语言信息的过程中通过语境来寻找信息的关联(也就是做出语境假设)。寻找关联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认知与推理过程,是一个需要付出努力的语用交际过程。进而在关联理论的视阈下,翻译的种种策略,如直译/意译、归化/异化都不是简单对立的,而是兼容的;翻译的种种问题,如可译、不可译等都不是简单相克的,而是辩证的。本文从传统语言学派及文化派翻译观的贡献与局限性入手,对关联理论的基本观点及其对翻译过程的解释力进行探讨,并通过论证其对种种翻译冲突问题的解决,从而彰显出关联理论对翻译研究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