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发生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领域的技术革新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形成了金融科技的业务范畴。支付宝、财付通等互联网企业掀起了新一轮金融科技发展浪潮,引发了支付、理财、借贷等多种业态的巨大变革。银行网点地推式的传统普惠金融模式受到冲击,零售客户流失严重,利润增速呈下滑趋势。与此同时,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逐渐扩大,大量研究证明,乡村地区金融资源匮乏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日益增长的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不平衡显然与收入差距问题密切相关。而作为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领域,县域市场主体更趋活跃,各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乡村旅游、农村电商、职业农民等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兴起,为商业银行普惠金融业务发展提供了更多目标客户群体,也对配套的金融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症结在于,银行传统普惠金融模式逐渐无法适应互联网时代以及县域乡村地区的发展需要,银行如何实现普惠金融发展的商业可持续与履行社会责任是社会科学亟待解决的难题。在此背景下,银行纷纷尝试加大对金融科技领域的投入力度,寄希望于通过技术手段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扩大金融服务的包容性,并改善自身经营绩效。长期以来,对银行金融科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定性领域,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银行金融科技的理论框架,国内外很少有文献对银行金融科技的发展趋势、绩效评价及影响因素进行深入探讨。而只有合理测度银行金融科技的发展水平,厘清银行金融科技对经营绩效和收入分配的作用机制,并深刻理解影响其发展的因素,才能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更好地促进银行金融科技发展,发挥其在提升银行商业可持续、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和缓解收入差距问题等方面的作用。本文对银行金融科技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从宏微观视角梳理了银行金融科技的相关理论,以此为依据并以某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为例,综合使用理论分析和计量分析等方法,研究了银行发展金融科技如何改进自身经营绩效与改善收入分配以及银行金融科技的影响因素等问题。具体而言,本文研究目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厘清银行金融科技的概念和相关理论。目前关于银行金融科技的定义尚不统一,有理解为对现行金融业务的数字化或电子化,如网上银行、手机银行,也有理解为可以应用于金融领域的各类新技术,如分布式账户、云计算、大数据。本文研究的银行金融科技是以上两种观点的结合,涵盖各类通过数字化或电子化技术进行交易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对于银行金融科技的相关理论,本文从宏微观的视角进行了系统化梳理,宏观层面,银行金融科技在促进金融普惠、公平的基础上帮助贫困地区、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缓解贫困;微观层面,科技融入银行改进了传统金融服务,技术进步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了信息搜寻成本,提高了交易匹配效率和金融服务效率,推动了银行金融科技的发展,形成从“金融科技1.0”到“金融科技2.0”再到“金融科技3.0”的内生式发展路径。第二,测度银行金融科技的发展水平。目前较多研究测度的是互联网企业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至于银行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如何,研究相对匮乏,现有研究大多使用与银行金融科技无关的传统金融服务指标评价金融发展水平。我国金融体系仍是典型的“银行主导型”,银行金融科技的发展不容忽视,因此构建银行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合理测度非常有必要。本文结合银行金融科技发展的实际情况,选取与金融科技直接相关的业务指标构建了银行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使用变异系数法赋权合成银行金融科技指数。第三,明确银行金融科技改进自身经营绩效的机制。银行金融科技主要是通过促进银行的盈利性和成长性来改进经营绩效。现有研究对银行等微观金融机构发展金融科技的价值贡献多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研究稀缺。本文从理论层面分析了传统普惠金融模式对商业银行的负向激励与金融科技改进银行绩效的机制,并以某大型商业银行县域层面的数据,采用一阶差分、最小二乘（OLS）、经济显著性判断、分位数、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和倾向得分匹配（PSM）等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进而提出商业银行推动金融科技发展的建议。第四,明确银行金融科技改善收入分配的机制。有关金融科技是否能够改善收入分配的研究较少,目前仅有部分学者从互联网企业的视角,使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证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本文构建理论模型论证了银行金融科技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效果和路径,分贫困县和非贫困县样本,使用中介效应模型、最小二乘（OLS）、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广义矩估计（GMM）和分位数回归（QR）等方法对银行金融科技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减贫效应和涓滴效应等机制进行了检验,并结合实证研究指出银行发展金融科技应建立差异化瞄准机制。第五,探讨银行金融科技发展的内外部影响因素。现有研究着重于探讨互联网企业金融科技发展对银行传统业务的影响,较少关注银行金融科技发展的影响因素是什么,且多以定性和宏观分析为主,定量和微观研究匮乏。本文使用Tobit模型、极大似然估计（MLE）、空间杜宾模型（SDM）、Oaxaca-Blinder分解等方法从空间外溢和区域差异视角探讨了县域层面银行金融科技发展的内外部影响因素,研究结论对银行如何有效推动金融科技发展以及政府和监管部门制定政策措施具有借鉴意义。以上述研究目的为指导,本文涵盖七章内容:第一章介绍了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文献综述部分,从发展测度、绩效评价和影响因素三方面详细梳理银行金融科技在国内外的研究情况,随后对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进行说明,并指出研究过程中存在的重难点问题与文章创新点。第二章界定了银行金融科技以及与之相关的几个概念,详细描述了银行金融科技的发展路径和路径背后技术改善金融服务的机理,梳理了银行金融科技促进金融普惠、金融公平进而缓解贫困的相关理论,为下文研究提供理论支撑。第三章基于某大型国有商业银行金融科技相关业务指标构建了银行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使用县域层面的数据利用变异系数法赋权合成银行金融科技指数,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银行金融科技发展的总体情况、地域差异和与互联网企业的差异。第四章首先分析了传统普惠金融模式对商业银行的负向激励与金融科技改进银行绩效的理论机制,然后使用某大型商业银行县域层面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最后提出商业银行推动金融科技发展的建议。第五章构建了银行金融科技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机制的数理模型,在实证研究部分,首先考察了银行金融科技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综合效应,然后检验了金融科技能够通过降低金融服务成本的减贫效应和促进就业的涓滴效应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并发现以上效应和机制在不同类型县域间具有异质性特征,围绕综合效应、作用机制和不同类型县域间的异质性特征提出政策建议。第六章梳理了影响银行金融科技发展的内外部因素,分别从空间外溢性和区域差异化的角度展开实证研究,并根据识别出的影响因素提出推动银行金融科技发展的具体举措。第七章总结了本文的研究结论,在各章节政策建议的基础上,分别就银行内部和政府及监管部门如何协同推动银行金融科技发展给出政策建议,最后指出文章针对银行金融科技研究尚存的不足之处和未来的研究方向。本文基于银行金融科技发展测度、绩效评价和影响因素的研究框架,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主要取得以下结论:（1）通过运用在县域机构网点占比最高的某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县域数据构建银行金融科技指数发现,银行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在2015-2017年间总体呈先升后降趋势,从区域空间分布来看,发展水平呈现出明显的地域不平衡性,与常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一样,东部地区整体发展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不同县域银行供给侧所提供的金融科技服务水平差异较大,并呈现出分化格局。银行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总体滞后于互联网企业金融科技发展水平,仍未打破“黑河—腾冲分割线”,中西部地区的市场空间更加广阔。从指标评价体系的具体维度来看,线上保险销售占比、线上交易量占比、在线支付客户占比是评价银行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最重要的三个指标。（2）银行金融科技模式不仅扩大了金融服务的包容性,而且具有商业可持续性。本文发现银行金融科技对银行财务绩效的影响符合边际收益递增和边际成本递减的规律,并且能够推动银行存贷款等业务空间的拓展。首先,银行金融科技指数对净利润、经济增加值的回归结果均在一年后和两年后表现的更加显著,且系数随着时间延长而增大,这一趋势性变化反映出银行发展金融科技对其效益的影响符合边际递增规律。银行金融科技指数对总成本和风险成本的回归系数在两年后由正转负,对财务成本的回归系数由当年不显著变为两年后显著为负,对成本收入比的压降程度两年后显著增强,这一趋势变化能够看出金融科技的发展符合边际成本递减规律。其次,金融科技指数对个人存款、农户存款、信用卡业务、个人贷款、个人住房贷款、农户小额贷款等指标的回归结果均显著为正,表明金融科技的发展促进了存贷款规模扩大,拓展了银行的业务成长空间。最后,以网点、自助银行和智能支付终端为代表的传统普惠金融服务对银行绩效的改进并不明显甚至为负。（3）银行金融科技的发展能够显著缩小贫困县和非贫困县的城乡收入差距,且效果在贫困县更加明显。进一步分析构成金融科技指数的各个要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发现,一个地区手机银行参与人群的增加以及线上提供的理财、外汇、信贷等产品服务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其中,保险产品对缩小贫困县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作用。在研究金融科技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时发现,一方面,从减贫效应的角度来看,金融科技能够通过降低金融服务成本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这种机制在不同类型县域之间具有异质性特征,非贫困县的减贫效应更加明显;另一方面,促进就业是金融科技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另一条重要机制,金融科技可以通过提高就业率的涓滴效应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种效应在贫困县更明显。此外,在缩小县域尤其是贫困县城乡收入差距方面,金融科技能够有效弥补传统普惠金融的缺位。（4）从银行金融科技的动因来看,银行金融科技的发展由内外部因素共同决定。外部影响因素方面,受教育程度、信息化程度、互联网企业竞争能够显著促进银行金融科技发展,政府投入对银行金融科技发展具有抑制作用,相邻地区的居民家庭受教育程度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外溢性。内部影响因素方面,高学历员工占比、员工共产党员占比能够显著促进银行金融科技发展,员工老龄化程度对银行金融科技发展具有抑制作用,相邻地区的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同样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外溢性。值得关注的是,银行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对其传统金融发展程度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关系。划分区域分析时发现,各因素的影响效果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深入考察各县域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差异的原因时发现,信息化程度和互联网企业竞争对不同地区金融科技发展差异的形成均有较高贡献。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在研究问题上,本文从新的研究视角对银行金融服务进行研究。与以往文献局限于银行传统金融服务的研究不同,本文从信息科技角度出发,从渠道覆盖度、产品使用度和业务支持度等三个维度出发设计银行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合成银行金融科技指数,对银行金融科技发展状况进行了系统性地衡量,填补了现有研究尚未有对银行金融科技发展情况进行定量刻画的空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银行金融科技对其财务盈利能力和业务成长空间的影响,探讨了银行金融科技与收入分配问题,识别了银行金融科技发展的内外部影响因素,研究的问题具有新意。（2）在理论框架上,本文借鉴现有研究构建数理模型并引入相关理论厘清了银行金融科技影响自身经营绩效和社会绩效的机制。首先从银行金融科技与传统金融服务差异化的角度出发构建反需求模型,引入智能投顾模型和长尾效应、动态能力、网络外部性、学习曲线等理论,深化了传统普惠金融和金融科技对银行绩效影响及机制的理论考察。其次,构建了银行金融科技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生产函数模型,与已有类似模型相比,本文的贡献在于将就业因素纳入模型之中。发现并检验了银行金融科技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即降低金融服务成本的减贫效应和促进就业的涓滴效应,二者在不同类型县域之间具有异质性特征,并剖析了作用机制和异质性背后的原因。以上为金融科技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理论研究做出边际贡献。最后,采用空间计量等方法系统梳理了银行金融科技发展的内外部影响因素。（3）在实证分析上,本文采用超过全国80%县域的大样本数据,突破了已有研究局限于“省市级层面”的限制。一方面,由于低收入和弱势群体在县域“三农”地区分布较广,银行开展业务的收入难以覆盖成本,造成传统普惠金融在县域“三农”地区很难实现商业可持续。另一方面,县域既是“城乡结合部”,也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佳结合点,收入差距和贫困问题在县域地区较为突出,在县域人口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现阶段,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关键是要增加县域乡村地区居民的收入。因此,以更为细化的某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县域层面的数据开展实证研究更有说服力,为分析银行金融科技与自身经营绩效、银行金融科技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提供了大样本的“中国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