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飞速的发展,而当前我国的经济模式正处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方向转变,而在转变的过程中,该如何发挥投资作为能够促进技术创新、加快市场化进程、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源动力的作用仍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十九大报告指出随着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我国需要进一步深化投资改革,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而企业投资是我国投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理解企业投资决策的理性和非理性因素将有利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而税收作为影响投资的重要因素一直是公司财务领域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文结合我国特有的“锦标赛”政治晋升体制与税收制度体系,研究由于地方政府税收政策制定和税收征管努力程度变化带来的企业税负动态变化（包括税率不确定性和税率不确定性引发的税率锚定）对投资决策的影响。首先,本文结合我国的政治经济制度背景,刻画了“锦标赛”政治体制下,地方政府有强烈的动机通过税收竞争或税收攫取对企业税负进行干预的行为。由于地方官员存在以GDP为主导的政治晋升压力,相较西方国家,我国地方政府官员有更强的动机干预辖区经济发展。地方政府会在不同阶段为顺应经济发展而推行不同产业政策,制定的地方税收优惠政策也会相应修改,同时税收征管强度的执行也会随政治经济目标的调整而发生变化。为了拉动区域经济发展,吸引外来投资商、刺激投资,地方政府更倾向于给予公司优惠、放松税收征管以刺激投资支出,确保在各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而分税制的改革也增大了地方财政支出的压力,当地方财政紧缺时,政府会加大税收征管力度,攫取区域内企业资源,以弥补财政赤字,即地方税收优惠政策与征管处于变化之中。同时我国目前整体的税收体系不完善、历任官员的征税风格迥异,在这种实际背景下,企业面临的实际所得税税率往往处于较大波动状态,存在企业税率的不确定性,使得高管难以准确估计未来的实际所得税税率。接着,本文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税率不确定性对企业实物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公司的税率不确定性越大,其投资支出显著降低,而且显著抑制了过度投资并导致了投资不足。文章进一步研究公司特征与地方政府行为对税率不确定性与企业实物投资两者间关系的影响。当公司当期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高于同行业税率均值时,税率波动与高税率的双重压力使得管理层更加风险规避,从而强化了税率不确定性对企业的实物投资支出的抑制作用;当公司的融资约束程度较高时,管理层更加担忧税率不确定性带来的现金流的波动,从而倾向于将现金保留下来,而非进行投资,从而使得税率不确定性对实物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而当地方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强时,政府更容易通过地方税收政策制定和税收征管等影响企业的税负承担,加大了高管准确预测企业未来实际税率的难度,从而增强了税率不确定性对企业实物投资的负向影响;当企业所处的行业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时,可以缓解管理层的预防性心理和风险规避程度,从而弱化税率不确定性与企业实物投资间的负相关关系。然后,由于相较实物投资,研发投资有着明显的自身特征,更具有技术不确定性、高收益高回报、投资周期长等特征,而且研发创新文献普遍认为在不确定性环境中企业更加倾向于采取研发投资这种主动性的竞争战略从而抢占市场份额、保持自己在行业中的地位。因此,本文在研究税率不确定性对实物投资的影响后,接着研究企业承担实际税率的波动对研发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税率不确定性降低了企业研发投资支出规模和研发投资强度,说明管理层更多地看重的是由自身无法有效控制的税率不确定性引起的“预防效应”而非“赢家效应”。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相较非地方国企,地方国企因与地方政府存在天然之间的产权关系而享有更多的研发政策扶持和税收信息,从而弱化了税率不确定性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抑制作用;而当企业所处的外部宏观环境的波动程度大时,会加剧管理层的预防心理,使得税率不确定性与研发投入间的负相关关系更为显著;且企业所在行业为垄断行业时,因为行业门槛的存在,企业对未来新进入者会抢占市场份额的担忧小,从而可以弱化税率不确定性对企业研发投资的负向影响。除研究税率不确定性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外,本文深入研究并发现了实际税率波动也减少了企业专利数量的产出。最后,本文检验税率不确定性的存在是否会引起管理层在投资决策中的锚定效应。锚定效应是指决策个体面临不确定性时,并不能够理性地根据各种情况计算未来结果的期望值,而是会对某些信息过分依赖和看重,使得决策的结果偏离最优化水平。而企业承担实际税率的波动为管理层投资决策提供了不确定性的环境,那么税率不确定性是否会引起管理层对某些信息的过分关注呢?本文从对投资有决定性影响的税率这一因素角度刻画锚定值,研究非理性的高税率锚定效应对企业总投资决策的影响,结果发现税率不确定性引发了管理层对高税率的过分关注,当企业当期承担的实际税率较高时,管理层会非理性地预估下一期公司的实际税率也会高,从而减少下一期的企业总投资,表明了企业总投资决策中存在显著的税率锚定的非理性行为,且内在锚效应强于外在锚效应。进一步,本文参考以往文献,研究决策者的专业能力和管理经验是否会影响投资中的锚定效应,发现具有财税背景、任期时间长、年龄大的高管能够缓解企业总投资决策中的锚定效应;但相较男性高管,女性高管更为稳健的行事风格则加剧了高税率锚定效应对企业总投资的抑制作用;另外,高税率的锚定效应存在的前提是企业承担实际税率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本文进一步研究了税率波动程度对两者关系的影响,发现更大的税率波动性加剧了投资中的税率锚定效应。最后,本文发现投资中的税率锚定效应抑制了企业总投资这一行为显著降低了公司业绩和价值。本文的结论补充和拓展了以往关于税收投资理论的研究,刻画了面对企业动态税负变化时,管理层减少未来投资的决策受到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的共同影响。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税率不确定性对企业的实物投资与研发投资均有深刻的影响,并揭示了在面临税率不确定时,管理层存在对高税率的锚定心理,而这种税率锚定效应增加了投资中的非理性行为,导致企业总投资减少进而降低了企业的价值。如果能够使得企业承担的实际税率更为平稳将有利于控制管理层的预防性动机和投资中的非理性锚定心理,提高投资效率,这不仅对企业的投资决策和政府部门的税收管理都具有重要参考意义,也积极践行了十九大关于“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和推进税收制度改革的精神。本文主要的研究创新之处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本文从税率不确定性和税率锚定这两个企业税负动态变化特征的视角丰富了投资决策影响因素的研究（陈艳艳和罗党论,2012;谭语嫣等,2017;Malmendier and Tate,2005）。以往的研究分别从宏观经济特征、公司特征、高管特征三方面研究企业投资决策的经济因素,本文则立足于税收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结合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加深了以往关于税率经济后果的研究,丰富了影响投资决策的公司层面的具体因素。第二,本文将企业承担的税负与不确定性相联系,丰富了创新活动影响因素的研究。目前,关于企业税负到底如何影响研发投资尚无明确定论。部分学者肯定了税收激励的正面效应（Mansfield,1986;王俊,2011;李维安等,2016）,但也有学者指出税收激励政策刺激了企业的寻租行为,不利于企业展开真正需要的创新活动（Wallsten,2000;Rodrik,2004;林洲钰等,2013）。本文则验证了税率不确定性对研发投入和产出的抑制作用,为进一步探究税负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第三,现有不确定性文献主要集中研究政治不确定性、环境不确定性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Ghosh and Olsen,2009;徐业坤等,2013;徐倩,2014;王义中和宋敏,2014）,本文则依托我国税收经济体制,捕捉宏观制度背景传导到微观企业层面的表现,立足于税率视角,研究企业实际税负的动态变化与波动,提供了新的研究不确定性的视角,拓宽了不确定性因素影响企业经营决策的机制研究。本文发现面临税率不确定性时,管理层表现出预防性心理和风险规避态度,不愿意进行实物投资和企业研发创新活动,丰富了税率不确定性的经济后果研究（Hasset and Metcalf,1999;Hanlon et al.,2017）。第四,本文从税率锚定的视角丰富了锚定效应这一心理学理论在财务领域的交叉研究,证实了企业投资决策中的锚定效应的存在。且不同于以往文献将研究对象的锚定值的设定仅局限于研究对象本身（George and Hwang,2004;祝继高等,2017;陈仕华和李维安,2016）,本文从研究对象（企业总投资）的影响因素（税负）这一角度设定锚定值,研究管理层对高税率锚定对企业总投资决策的影响,并证实了内在锚效应占优结论,强化了以往研究的结论（祝继高等,2017;陈仕华和李维安,2016）,丰富了锚定效应的相关研究,为行为经济学理论提供证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