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促进金融服务实体、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有关经济中是否存在“金融超发展”的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金融的本质在于服务实体，当前，中国经济中出现宏观层面信贷供给充沛，而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现象依旧凸出；金融业吸纳的人力资本数量逐年上升，金融业与工业之间人力资本价格扭曲；实体企业经营困难，金融业利润却维持高速增长；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趋势明显等典型事实，更是引发社会各界对中国“金融超发展”的担忧。“金融超发展”不但导致金融配置资源的效率低下，还严重拖累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准确理解当前中国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对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通过国内外相关文献梳理并联系中国经济发展现实，将“金融超发展”的研究视角从金融部门与实体部门发展的协调性，进一步拓展至结构性层面。本文认为“金融超发展”是指金融部门的发展速度超过实体部门承受范围或者金融部门难以发挥支持实体经济的有效功能，使得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正向促进作用消失，甚至阻碍实体经济发展的现象。“金融超发展”可切分为总量“金融超发展”和结构性“金融超发展”，前者指金融规模发展在总量上与实体部门不匹配，后者指过度复杂的金融体系配置效率的不足。对中国“金融超发展”存在性的再检验将从金融部门与实体部门发展的匹配度和金融效率两个角度展开。
　　本文遵循“理论?实证?对策”的研究思路，通过构建“两部门划分法”的理论模型提出研究假说，并基于2000-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中国是否存在“金融超发展”。结果显示：(1)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有拐点的倒U型关系,金融部门与实体部门发展失衡以及金融效率不足会导致金融对实体经济促进作用的消失。(2)金融部门与实体部门发展的匹配度在适度区间，即未出现总量“金融超发展”；当前普遍存在金融效率不足即经济中表现出结构性“金融超发展”。无论从匹配度还是金融效率视角，东部地区发生“金融超发展”的可能性更低。通过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度量方法的改变以及考虑经济波动的影响，结果仍然稳健。(3)就传导机制来看，当金融部门以占用原本用于实体部门人力资本等稀缺资源时，则会拖累实体经济发展；随着金融部门与实体部门发展差距的持续扩大，金融体系考虑到不良贷款增加的可能性而产生的信贷歧视等行为，则会造成总量的“金融超发展”。金融效率不足，这一方面引起影子银行的高速发展，加重资本价格扭曲，提高整个经济的融资成本；另一方面会加剧企业金融化行为，降低实体投资，从而造成金融对实体经济的负向影响，即结构性的“金融超发展”。
　　在理论和实体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对“金融超发展”问题的分析需结合金融面和实体面，关注总量和结构性“金融超发展”发生的内在机理。基于此，本文分别从金融部门与实体部门的协调发展以及完善金融功能属性，提高金融效率视角分别提出针对性的对策措施。其中，部门间的协调发展可操作性路径应从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以及金融供给侧改革，释放实体经济活力展开；金融效率的提升应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提升金融资金的分置效率、转化效率和配置效率，警惕企业过度金融化，加强对资金流向监管。只有金融回归本源，实体经营改善才能实现金融与实体的良性互动，减小“金融超发展”的发生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