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农业也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地理集聚现象，农业生产活动的空间集聚效应对现代农业增长的贡献和作用凸显。因此，对中国农业地理集聚的现状、演变规律、形成机理及其对农业增长的贡献进行专门研究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传统贸易理论认为比较优势对农业生产布局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新贸易和新经济地理学的最新进展则通过将运输费用和规模报酬递增等因素引入到产业集聚理论，对其进行全新的诠释。目前关于地理集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在农业领域尚不多见，仍然缺乏对农业地理集聚的专题研究。总之，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在政策实践上，本文选题都具有重要意义。　　从已有文献进展来看，论文认为关于农业地理集聚的专题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挖掘:第一，已有关于农业集聚的文献多基于新贸易理论，而较少地应用到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及其最新进展，本文打算将新经济地理学的最新进展延伸和拓展到农业领域;第二，以往关于农业集聚的研究多侧重于对集聚现象进行理论分析，相关实证研究也主要局限于进行单一视角的集聚测度，对农业地理集聚的时空特征及其演变规律尚缺乏系统全面的实证研究;第三，已有文献对农业地理集聚的形成及其影响机理的探讨多局限于理论上的定性分析，缺乏详实的数据资料和计量实证结果作为验证，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产业在有限地区的集中生产，这种集聚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对这种影响机理的探讨正是本文最为关心的问题:第四，由于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的存在，农业地理集聚会对农业增长产生何种影响？其贡献显著吗？总之，对上述四个方面问题的回答和探讨构成了本文研究的中心内容。实证研究上，本文首先根据地区平均集聚率、区位熵、克鲁格曼指数等指标从农业整体、行业专业化和区域分工的角度对中国农业地理集聚的“特征化事实”(Stylized Facts)进行全方位的系统考察，在此基础上继续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实证考察具体农作物之间的空间联系。然后，基于上述已得出的作物空间集聚的“特征化事实”，论文进一步选取代表性农作物，从生产要素实际配置效率的角度，利用《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汇编》数据，比较分析代表性农作物在主要种植区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的差异，探讨形成地理集聚现象背后的原因;接着，论文综合考虑经典的资源禀赋理论和最新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重点考察空间外部性因素，构建农业地理集聚影响因素的四维分析框架，通过应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估计中国大陆31个省域层面上农业地理集聚的主要影响因素，深入考察其背后的形成机理;最后，论文从农业整体和分行业的角度，分别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和面板数据(Panel Data)模型实证考察了地理集聚对农业增长的贡献，并进一步比较分析了不同行业之间的这种集聚所产生增长效应的行业差异。　　基于上述较为系统的实证研究工作，论文得出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从整体来看，1997年以来，我国绝大部分省域均处于中度集聚水平，这表明我国农业地理集聚格局已经初步形成，其中东部和中部大部分省区的平均集聚率呈下降趋势。从专业分工来看，农业地理集聚存在明显的产业差异和地区差异。从行业层面来看，经济作物的平均专业化水平更高;从地区层面来看，地区之间的平均分工差异在地区分工水平上均有所提高。其中，以江西、福建、广东、海南、青海、新疆、吉林以及黑龙江8省（区）更为突出，这些省区分别属于以下类型:西部生态脆弱区（新疆、青海），东南部经济发达区（江西、福建、广东、海南）、传统农区（吉林、黑龙江）。从农业的空间关联性来看，土地密集型作物的空间联系性比劳动密集型更为紧密。其中，玉米的空间关联性最为显著。　　(2)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效率差异是形成产业地理集聚的重要因素。实证表明，主要农作物地理集聚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市场需求诱致的结果，但不同作物地理集聚的形成因素仍然存在较大差异。其中，玉米在东北和内蒙古地区集聚的原因主要是其劳动生产率具有相对优势，吉林和内蒙古的土地生产率优势是玉米在这两个地区形成集聚的重要因素。土地生产率的相对优势是小麦在山东、河北地区集聚的主要原因，安徽和河南相对较高的资本产出率是小麦在该地区集聚的重要因素。土地生产率的绝对优势导致了花生在山东地区的集中，同时其具有相对优势的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推动了花生在该省区的进一步集中。柑橘在浙江、湖北、广东的集中主要是因为这些省区在土地生产率上具有相对优势，湖北资本产出率和浙江劳动产出率的相对优势是推动其柑橘生产集聚的重要因素，劳动生产率的相对优势则推动了柑橘在福建省的地理集中。　　(3)以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作为理论基础，本文构建了“自然条件—技术外部性—金融外部性—制度因素”的分析框架。通过构建空间面板数据模型，论文对农业地理集聚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表明，机械化水平、公路密度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农业地理集聚的进一步形成，这证实了空间外部性因素在农业地理集聚中的重要性。但是，城镇化进程、政府的财政支持以及自然灾害等变量对农业地理集聚的影响并不显著。　　(4)宏观实证估计结果表明，农业地理集聚对农业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增长效应是显著的，而且这种增长效应主要通过间接效应来体现。在分行业的集聚效应讨论中，论文发现集聚水平对农业增长的贡献在不同行业存在差异。在某些产业集聚水平较低的地区，增长效应可能还未得到有效体现（比如花生产业）。　　综上所述，相对已有文献，论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进展:(1)尝试性地从资源实际配置效率的角度对农业地理集中现象进行了实证探讨;(2)通过将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应用于农业集聚领域，构建了一个农业集聚的四维分析框架，运用空间滞后面板数据模型和空间误差面板数据模型对所提出的假说进行检验，弥补了已有文献多进行定性分析的不足;(3)运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从总体层面证实了农业集聚对农业增长的贡献，并分行业进行了验证，有效弥补了已有农业增长文献多关注于R&D、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技术进步等因素而忽视了地理因素的不足。论文主要从上述三个方面对已有关于农业集聚的研究做出了一定理论贡献，但实际上，本文的研究工作也可以为相关宏观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参考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