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负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原因会导致市场失灵,政府需要对社会经济活动实行管制政策,以弥补市场失灵,增加社会福利。然而,由于规则本身的漏洞和僵化、规则执行与实施中的走样、利益集团或官僚自利以及市场活动本身的变迁等原因,政府管制也会遭遇悖论和失灵。互联网的兴起,使社会活动主体能够进行高效率的信息沟通和分析,更加有效地配置生产要素,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互联网+”代表着促进经济社会各领域与互联网深度融合,推动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组织变革,从而形成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的愿景。因而,在“互联网+”时代,政府管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面临着放松管制与进一步改革的挑战。对出租车行业的传统政府管制,以准入管制、数量管制、价格管制以及安全和服务质量管制为主要内容。在“互联网+”的背景下,网络约租车兴起,打破了出租车行业的准入壁垒,改变了出租车的供求关系,能够对运价进行动态调整,也能够进行事后的信息化监管,从而对传统出租车行业以及其管制政策带来巨大冲击。对杭州市出租车行业政府管制改革的个案研究表明,互联网与网络约租车使政府管制出现了两方面的变化：一是,对传统的出租车放松数量和价格管制,调整利益关系,鼓励传统的出租车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实现转型升级,从而主动适应“互联网+”时代；二是,探索对网络约租车进行规范管理,将网络租约车这一新形态的出租车纳入制度框架,其中,平台管理模式是主流。在平台管理模式中,政府与网络约租车平台的关系可被视作“委托——代理”关系,网络约租车平台是代理者并直接以价格等政策工具规范网络约租车的发展,政府作为委托者则主要负责设计合理的机制激励管制对象并承担一定的监管职责。在政府目前的管制改革中,存在着国家顶层设计与放松管制决策权地方化、设立网络约租车行政许可制度与简政放权、放松管制与重新管制、打击网络约租车非法运营与鼓励创新等多重矛盾。因而,在政府管制中尤其是放松管制中,仍然存在着“什么是适宜的管制”这一难题。如何做到放松管制与适宜管制的平衡,尚面临着诸多理论困境与现实掣肘。在出租车行业中,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如何做到经济绩效与管理规范、出行效率与安全责任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