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明标准是刑事诉讼法领域常论常新的学术问题之一,特别是在当下我国刑事诉讼正进行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这一大背景之下。为分析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证明标准问题,文章第一部分明确了被告的供述与认可是认罪认罚案件区别于其他案件的核心因素,并进一步指出这一因素使得认罪认罚案件具有了非对抗性这一本质属性。在核心因素与本质属性的影响之下,诉讼主体的认识活动都产生了的变化。相应地,证明标准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显露出了待证对象范围扩大,实际查证程序前移的特点。综合了学界目前对认罪认罚案件证明标准的不同观点后,从学理出发指出了当前认罪认罚案件需坚持单一的证明标准内涵,不宜轻易降低证明标准,同时也要正视其特点,在未来阶段完善证明标准体系。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正确规定并合理适用证明标准更是具有特殊的意义,具体体现在能够严格审理活动,推动查明事实真相;缓和认罪认罚与“以审判为中心”原则间的矛盾;平衡诉讼中各方关系等方面。文章第二部分对域外类似制度证明标准进行了考察。美国,德国和意大利三国对各自刑事诉讼领域类似制度中出现的证明标准问题,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态度和措施,其效果也大不相同。美国较早地接受了辩诉交易,将其作为缓解司法压力的一种手段,并通过判例和立法不断地加以完善,在有罪答辩案件中完全豁免了排除合理怀疑这一证明标准,形成了普通案件与有罪答辩案件适用两种标准的双轨制模式。德国虽然逐步明确了刑事协商,特别是审判中协商的合法性,但一直未能进一步改革,依旧坚持法官负有发现真实的义务,结果就是有关证明标准的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的实际情况相背离。意大利意图通过修改其刑事诉讼法典来引入辩诉协商制度,却没有处理好直接移植带来的证明标准实际降低,致使辩诉协商制度提高效率的功用发挥有限,同时造成了整个刑事诉讼框架下证明标准适用的不统一。文章第三部分对认罪认罚案件证明标准相关规范内容进行了分析,第四部分对一定数量的交通肇事案件和盗窃案件判决书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当前认罪认罚案件证明标准存在两个方面的现实问题。一方面认罪认罚案件证明标准没有得到良好的法律规制,在具体内涵上,部分地区之间的规定并不统一,也存在部分实际降低刑事诉讼法证明标准的内容;对认罪认罚内容等事实的认定仍停留在形式审查层面,究其原因是没有明确被告认罪认罚行为的法律性质。另一方面在司法实践中,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标准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没有得到完全的贯彻和坚持,在部分案件审理中对定罪与量刑认定的证明标准都实质地降低了,其反映的问题是当前阶段认罪认罚案件对效率的过度追求和对量刑情节的轻视。最后,文章第五部分指出,认罪认罚案件证明标准的相关问题需要得到正视与妥善解决,应区分当前阶段和未来阶段来适用不同内涵的证明标准,分步骤地完成对认罪认罚案件证明标准的完善。在当前阶段要坚持现行刑事诉讼法单一的证明标准,同时为日后改革留出空间,需扩大认罪认罚案件中证明标准适用的范围,纳入对被告认罪认罚内容的查证认定。接着未来阶段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活动要有所突出,应强调对认罪认罚真实自愿合法性和量刑情节的查明,同时对定罪事实适度降低证明标准,以期能够真正实现平衡刑事诉讼效率与公正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