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下半叶，英国工业革命爆发。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革新和新的生产形势要求，工厂大量出现，英国工厂制度也随之而确立。工厂制度的确立极大地推动了英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但同时也引发了许多令人始料不及的问题。英国政府在社会各方面的压力下，于整个19世纪一直不断颁布、修改工厂法案，以改善工厂糟糕的状况。国外学者对19世纪英国工厂立法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但缺乏对工厂立法中有关女工、童工、工人安全等问题的系统研究，同时也缺乏将工厂立法的发展变迁与英国政府的决策转变结合起来深入探讨。而国内学者对这一课题则鲜有涉及。本文试图弥补以上不足，对19世纪英国工厂立法的历史进程进行条理清晰的阐述，并进一步探讨英国工厂立法的影响和英国政府职能的转变。资料分析表明，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前期英国工厂的状况较为糟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苛刻的工厂纪律；二，工人的生产生活状况糟糕；三，雇用童工现象普遍存在；四，女工处境艰难，她们承担着家庭与社会的双重负担，苦不堪言。工厂状况的日益恶化，引起了诸多社会改革家的关注，他们要求英国政府颁布相应的工厂法案来加以解决。面对社会各方面的压力，英国政府从1802年颁布第一部工厂法，开始尝试解决工厂问题。19世纪英国工厂立法的历史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802年——1831年，工厂立法的尝试探索时期。这一时期的几部工厂法，延续了济贫法的基本原则，主要针对工厂学徒的工作生活进行规定。因此，它们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工厂法。同时，它们的适用范围狭小，仅限于棉纺厂，而且执行阻力巨大，基本没有得到有效执行。但它们开始尝试对工厂进行相关规定，这是一种有益的探索，为后来工厂法的正式颁布奠定了基础。第二阶段，1833年—1867年，工厂立法的确立完善时期。这一时期工厂立法规定设立工厂视察员，工厂视察制度开始确立，这使工厂法案的执行有了制度的保证，也使工厂法日渐成为有效的工厂法，由早期的形式变为真正的现实。同时，妇女被纳入法律的范畴。工业革命使妇女逐渐从家庭走入工厂，经济地位日渐独立。工厂法适时将其纳入到管理规定之中，给予其法律保护，促进了英国妇女阶层自身素质的提高和政治意识的增强。工厂法实施的范围也开始逐渐扩展到工场和家庭手工业。第三阶段，1867年—1901年，工厂立法成熟强化时期。这一时期中央政府开始逐渐重视与加强工厂法的执行力度，同时也加强了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工厂法的管理范围扩大，覆盖到当时的所有行业，最终工厂法与工场法合二为一。从19世纪英国工厂立法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英国政府在19世纪对工厂立法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在更深层次上反映了英国政府执政观念和行政职能的转变。根据工厂立法进程的阶段划分，我们也可以将英国政府的职能和态度变化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1802年—1831年，自由放任时期；第二阶段，即1833年—1867年，从自由放任到国家干预的过渡时期；第三阶段，即1867年—1901年，国家干预时期。实际上，英国政府职能的转变也受到了19世纪不同时期英国社会思潮的影响。英国的社会思潮在19世纪主要经历了亚当·斯密所主张的完全自由放任，到约翰·穆勒的修正，再到格林主张国家干预的新自由主义。最终，英国走上了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的发展道路。总之，19世纪英国工厂法的颁布，使得英国工人的生产生活处境得到了极大地改善，也有利于英国工厂制度的发展完善。同时，通过19世纪英国工厂立法的历史进程，我们也可以看到英国政府在19世纪基本完成了自身职能和角色的转换，现代政府的架构基本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