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对象是在政策调控的作用下,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典型化特征,政策对于其资产负债结构的作用效果和作用机制,以及在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变迁下其风险承担的变化。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正发生深刻变革,处于由传统的粗放式高速增长向新时期高质量增长转换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增长动力从原来的生产要素成本优势和投资驱动逐渐转变为创新驱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金融业也不断深化改革适应新的发展趋势。一方面,我国金融行业在扩张资产总的同时,采取了以各种表内外非标准化业务、同业业务等为代表的金融创新活动,聚焦在各大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调整上。这些举措使得金融行业的运行更有活力,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但我们也深刻认识到,伴随着规模增长、工具创新和业务结构转型而来的还有和以往不同的金融风险。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举办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中就特别指出,不仅要化解已有金融风险,还要遏制金融风险的传播,尤其要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这是当前做好金融工作的根本。商业银行作为社会融资的主要渠道,其稳健发展对我国金融体系、金融稳定具有重要影响。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金融发展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商业银行资产规模、资产端和负债端结构都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动,体现在资产负债表中非标准化资产占比高企、金融投资比重显著波动、同业负债冲高回落等一系列特点。支撑商业银行资产扩张的资金主要来源方由传统存款转向同业负债和央行借款,而资产端的扩张则更多的依赖于非标准化资产、金融市场投资等。与此同时,金融监管机构在货币政策、监管内容以及监督措施上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过去近20年中,我国货币金融政策调控的手段也经历了从原来的单一货币政策工具和微观金融监管,到以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政策框架和微观金融监管共同协调发展的转变。货币政策框架由以数量型调控为主转向以价格性调控为主,加之宏观审慎政策的发展和深化,逐步探索建立了“双支柱”金融调控框架;同时,在金融监管方面,除存贷比、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等传统监管指标外,还加入了对表内外非标资产、理财产品、同业业务、资管产品等一系列审慎监管措施。这些政策的升级转型,既在塑造银行当期业务结构中发挥着历史的、重要的作用,又对未来银行的经营决策和风险承担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政策调控的冲击下,商业银行经营模式和资产负债结构随之发生改变,与此同时,商业银行本身以及整个金融系统所面临的风险也发生了改变。一方面,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本身的变化,直接影响了商业银行所面临的风险;另一方面,在政策冲击的叠加之下,不同资产负债结构对于其风险承担的影响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影响既关系到金融体系配置资源的效率水平和各项政策向实体经济传导的效果好坏,又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因此,在金融政策转型调整下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及其风险承担的变化值得深入的分析和探索。本文以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为切入点,深入分析政策调控对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的影响,以及在政策作用下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对其风险承担的影响,将理论分析、实践总结、实证检验相统一,比较了不同调控政策对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影响的差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基于不同政策调控机制、不同资产负债结构,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变化表现出的差异性。考虑到我国现有的“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框架”,本文研究的宏观金融政策限定为数量型、价格型和新型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以及微观金融监管政策。首先,系统归纳和梳理了货币政策、金融监管政策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的相关理论,并进一步总结了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对其风险承担的影响,以及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通过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影响其风险承担的研究现状,以确定本文的研究重点和研究方向。其次,结合我国特色和实践,对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变动的典型特征及政策驱动因素进行了归纳总结,明确了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变动的主要方面,以及政策调整对其驱动的现实逻辑。第三,从理论研究和政策实际出发,对不同金融政策的差异化作用机制进行深入分析阐述,初步明确了不同政策对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的影响方向,以及政策作用下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变化对其风险承担的影响,为提出研究假设提供了理论和现实基础。第四,实证检验了不同货币政策工具、宏观审慎监管以及微观金融监管等政策调控对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的影响方向和作用效果,深入比较了不同政策之间的效果差异,以及不同类型商业银行对于政策反应的异质性。第五,在此研究基础上,进一步从商业资产负债结构自身因素以及外部金融政策传导两个方面,实证检验了其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分析探讨了宏观政策通过作用于微观变量进而影响风险承担的交互效应。最后,归纳和总结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结论,并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政策建议。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是:首先,货币政策能够显著地从总量和结构上调整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行为。一是数量型、价格型和新型货币政策都能够通过影响货币市场的流动性对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增速产生显著的影响。但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于商业银行总资产增速的影响程度最低。二是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正向调节都能够增加商业银行对非标资产和金融投资类资产产生的配置。但非标资产占比对数量型货币政策敏感,而金融投资类资产占比对价格型货币政策敏感。三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导致同业负债占比的下降,降低商业银行对同业负债的依赖度。四是非国有银行在总资产增速、非标资产占比和同业负债占比方面对于货币政策调整的敏感性显著高于国有银行。其次,宏观审慎监管能够显著影响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规模和结构,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而微观监管在作用效果方面存在明显的滞后。一是宏观审慎政策既能针对非标资产和表外资产的政策能够通过促进表外资产回表、规范风险资产配置等在长期中优化银行经营绩效,促进资产规模扩张;又能通过对同业负债的监管,对商业银行资产增长有显著抑制作用。二是宏观审慎政策能够从资产端和负债端双向有效抑制商业银行对非标资产及同业负债配置,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但对于自融性金融投资配置不存在显著影响。三是当期的微观监管政策对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规模不存在显著影响,但滞后1期和2期的微观监管政策对商业银行资产增速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四是微观监管政策在当期对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不存在显著影响,而滞后1期反而激励商业银行对非标资产配置。五是微观监管政策难以对国有银行资产负债配置形成实质性约束,而宏观审慎政策对于国有和非国有银行均实施有效监管。第三,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调整会对其风险承担产生显著影响,同时,政策冲击也能够通过调整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作用于其风险承担。一是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增速对于风险承担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二是非标资产占比对于风险承担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非标资产的过度扩张会增加商业银行所面临的信用风险。三是宽松的数量型货币政策能够通过刺激商业银行规模扩张降低银行的风险承担,但同时也能够通过增加其非标资产配置增加风险承担,两种机制相抵消导致数量型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影响并不显著。四是紧缩的价格型货币政策能够通过限制银行的资产规模扩张增加其风险承担。五是宏观审慎政策能够通过影响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增长和非标资产占比而降低下一期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六是微观监管政策对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仍然存在明显的滞后效应。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本文将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以及微观监管政策共同纳入到影响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的统一视角,对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以及微观监管政策的作用效果进行了充分的探讨、实证和比较,深入挖掘了各类政策对商业银行资产端、负债端产生的差异化影响,为后续各类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了现实参考,也为进一步强化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协调配合提供了一个现实依据。第二,本文深入考察了政策冲击下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变化对风险承担的影响,将政策冲击的宏观外部因素与商业银行自身结构调整的内部因素相结合,基于自身资产负债结构变化以及政策冲击下的资产负债结构变化两个视角,更加全面的考量了引起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变化的微观结构因素和宏观政策因素,并进一步分析和实证检验了宏观政策通过微观结构的作用机制。这为宏观政策传导相关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微观基础。第三,本文发现和证实了微观监管政策的时滞效应和宏观审慎政策的持续性。微观监管政策的制定通常基于商业银行的历史经营状况,因此具有明显的时滞效应。相比之下,针对系统性风险监管和防范金融风险在银行间扩散的宏观审慎政策则能够更加直接有效地影响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抑制其风险扩张,并且监管效果通常具有一定的持续性。识别各类政策在延续性、时滞性和作用机制方面的差别有助于监管部门“对症下药”,更加有效地利用现有工具倒逼银行业务结构优化调整,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第四,本文系统识别了不同货币政策的差异性、货币政策转型带来的冲击以及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的异质性反应,验证了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整体效果优于数量型货币政策,基于价格调节手段的货币政策有助于发挥市场在配置货币资源中的决定作用,能够更有效地实现货币资源配置帕累托有效改进。同时,不同商业银行对于政策调控的异质性说明了政策调控的实施需要更加有针对性和体现出差异化。为后续政策调控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现实依据。在政策建议方面,一是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货币这一重要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进一步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二是要强化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的协调配合。三是要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穿透式监管,提高监管的能力和水平。四是要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责分工,强化地方政府属地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五是要强化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和风险防范方面的主体责任,促进商业银行业务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