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公民人身、财产权益损害不同,生态环境损害的客体是生态环境本身,具体体现为对人类生产生活有重要影响的环境要素、生物要素及相关生态系统功能的良好状态。生态环境损害可以通过民事法律规范进行救济。但对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我国现行法律规范并无直接规定,学界亦未达成通识。研究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归责原则的前提是厘清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形式的功能,以及责任形式与归责原则之间关系。传统大陆法系民法学中,侵权责任法律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特别的债法关系,即侵权行为之债。其侵权责任形式仅有一种,即债的清偿,或称为赔偿损失。归责原则是侵权人是否应当承担损害的不利后果的判断标准。而我国侵权责任法律规范通过引入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具有绝对权请求权特征的责任形式,不仅为损害提供了救济手段,亦为危险提供了救济手段。这就导致我国现行侵权责任法律规范中,归责原则仅与赔偿损失、恢复原状等责任形式相匹配,与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责任形式难以匹配。由于生态环境损害特殊的风险性特征,对生态环境损害进行预防不再是私法规范的重要功能,而是公法规范的重要功能。生态环境损害的预防职能主要由公法规范来承担这一客观事实,消除了归责原则与部分责任形式难以匹配的理论困境。基于功能主义的视角,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形式采取何种归责原则,应当由其具体承担的功能决定。归责原则的确定,应首先以功能为标准对各责任形式进行类型化,并根据其具体功能的要求分别确定归责原则。以功能为标准,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形式可以分为救济性责任形式、惩罚性责任形式和预防性责任形式。我国侵权责任法律规范规定的救济性责任形式包括返还财产、赔偿损失、恢复原状、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和恢复名誉。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中的救济性责任形式主要表现为生态环境修复（包括替代性修复）或支付生态环境修复费用。该类型责任形式的目的在于合理分配损害产生的不利负担。与平等主体间发生的传统民事侵权法律关系相比,生态环境损害法律关系的三个特点会对归责原则的确定产生影响。首先,代表受损的社会公共利益行使诉权的起诉主体在诉讼程序中处于优势地位,无需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制度的倾斜保护。其次,生态环境损害的风险性要求行政机关承担起主要的损害预防义务。最后,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性责任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更有利于应对我国当前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生态环境救济性责任形式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惩罚性责任形式的功能和目的在于提高违法成本,促进守法,从而减少有过错的违法行为带来的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责任的功能和目的决定了该类型责任形式只能适用于具备过错要件的损害行为人。惩罚性责任形式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我国侵权责任法律规范规定的预防性责任形式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碍和消除危险。传统侵权责任法律规范中规定该类型责任形式的目的在于,对物权等绝对权提供充足、完善的救济。而在生态环境损害中,针对无过错的损害行为人,司法机关判处预防性责任的正当性在于实现在个案中对行政执法的补充。预防性责任形式应当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