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欢与怪诞--论过士行剧作的美学风格

来源 :海南师范大学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noonbird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作为当代剧坛影响最为深远的剧作家之一,过士行自1989年创作个人第一部话剧《鱼人》至今,共创作剧本十余部。其中又以“闲人三部曲”和“尊严三部曲”系列剧作最具代表性,其艺术性和思想性都屡被称赞。纵观过士行数十年的创作历程可以发现,虽然随着时间变化,其作品风格也在不断地发生改变,但过士行一直本着民间立场,关注现实人生困境,体现出剧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不少学者曾从多重角度对过士行剧作进行分析,本文则将过士行剧作与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理论相联系,立足文本分析,并结合中国当代戏剧史,从结构、人物形象、语言等方面阐释过士行的剧作,探析过士行剧作的美学风格。
  全文主要从以下四个部分进行论述:
  第一部分主要分析过士行的狂欢体戏剧结构,分别从情节、空间等方面对其戏剧文本进行探析。在过士行的剧作中,具有许多狂欢化的节庆场面,无不呈现出一种怪诞、荒谬的戏剧风格。而在这些非日常的场面中,全民参与狂欢,固有的日常秩序、森严等级秩序被一概打破,随之萌现的是死亡与新生、加冕与脱冕等狂欢化的双重性特征。
  第二部分主要从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来探讨过士行剧作中所呈现的狂欢化特征。在物质需求凌驾于精神文化之上的现代社会,人的异化已然成为了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结果。过士行所塑造的异化的闲人、精神病人与医生等人物形象,都具有狂欢的共性,展示出一种近乎病态的自我沉醉和自我偏执。
  第三部分从过士行剧作文本出发,探讨文本内部狂欢化的语言特征,思考过士行在变化中的创作追求。过士行作品体现出明显的游戏、粗鄙、怪诞、喧哗的话语风格。正是这些混合的语言特点,消解了语言的原始意义,质疑了语言的等级格局,从而产生狂欢化的文学审美效果。
  第四部分立足于作者所处的文化语境,对过士行作品美学风格的形成以及意义进行阐释。过士行所有剧作的主题都并非单一的,而是多元的,都蕴涵着某种深刻的意义。这一部分便致力于探讨过士行及其文本内在的思想价值和意义,致力于发掘过士行创作背后的文化渊源、创作原型和生命哲学意义,并由过士行狂欢写作展开对当代戏剧创作局面的思考。
其他文献
本文旨在以王朔的创作为例研究第三代京味小说,主要分为三个层次:确定“京味”的内涵,梳理“京味”小说流变;分析王朔小说中的“京味”元素及其文化成因;分析第三代京味小说对于前两代京味小说的传承以及发展。具体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通过比较分析前人研究,界定本文对于京味小说内涵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简述京味小说的代际演变,引出第三代京味小说及其代表作家王朔,并进一步分析王朔的创作对于第三代京味小说的意义。
  第二部分,分析王朔小说中所蕴含的京味元素及其背后的文化成因。首先,王朔等第三代京味
苏轼作为北宋朝重要人物,在新、旧两党的权利斗争下,于绍圣元年遭遇贬谪,降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在惠州度过约两年零六个月的时间。苏轼抵达惠州时已有五十九岁高龄,再度遭遇贬谪,苏轼的心态变得更加乐观平静,逐渐适应岭南生活,欲在惠州安享晚年。
  寓惠期间,苏轼进行了较为活跃的交游活动。从交游对象角度,可大致划分为亲族、地方官员、岭南外官员、道士、僧人五类,其中亲族以苏辙、程之才为代表,地方官员以詹范、周彦质、方子容等为代表,岭南外官员以钱世雄、毛滂等为代表,道士以邓守安、吴复古、陆惟忠为代表、僧人
黑色电影的故事情节主要关于个体的偏执、恐惧和不安,并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时获得蓬勃发展。它主要指受美国暴力题材、德国表现主义和法国诗意现实主义影响,兼具视觉风格和叙事主题黑暗性的国际化、动态化批评话语建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经济社会和电影制作行业均进入转型期。在此历史背景下,黑色电影呈现了男性在个体、家庭、社会三个层面的创伤经历和性别危机,以探讨他们该如何通过直面创伤记忆实现自我修复。
  本文试图借助对1945至1950年间黑色电影中有关男性创伤的讨论,来探究其症状是基于何种原因产生,创伤
重庆“棒棒”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形成的处于低端劳动力市场、以搬运服务为主、具有明显区域特征的一种农民流动务工形式。重庆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出了“棒棒”这一特殊的劳动者群体与这个特殊的行业,它是“农民工”的一部分,曾为重庆的城市化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它又是传统苦力行业的延续,几乎见证了重庆这座城市自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变迁的全过程。本文选择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切入,采用文本细读与田野调查、人物访谈相结合的方法,结合文化研究相关理论,既对电视剧关于棒棒群体的刻画与呈现进行梳理把握,又将其与棒棒群体纪
诏令作为“王言”载体,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体现出浓厚的国家意识形态,其与文景时期政治制度、文化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诏令具有极高的权威性,故而诏令从起草到颁发施行均有严格的流程规定以确保其准确传达皇帝的命令。
  文景时期诏令由侍御史负责起草,此时尚书只是负责传递文书的微末官职。虽有诏令起草部门,但从诏令用词、语气分析可知文帝诏令多为自作。诏令体式在文帝时期也有发展,“策问”这一新的诏令体式是文帝首先使用的。文景时期诏令内容涵盖广泛,可分为求贤、灾异、振贷、封赏赦宥、和亲等多种类型。文景时期,国家制
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是西方著名的城市社会学家与网络社会学家,同时他也是20世纪中叶法国空间转向运动最早的发起者之一,自早期经典著作《城市问题》1972年出版以来,他的思想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流变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早期“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20世纪60、70年代)以及后期“信息消费资本主义思想”(20世纪80、90年代以降),这构成了其现代性审美意识的两次转向。
  空间研究是卡斯特最为关注的学术命题,时空意识的迭变凸显了其审美研究范式的转化。20世纪中后期西
本文通过爬梳和归纳格非新世纪小说文本关于革命和改革的叙述,探察格非的时间意识叙事,并从“反思革命”和“反思欲望”的角度诠释时间意识作为格非的思想资源,在后革命的时代氛围中所呈现的阶段性、差异性和复杂性,以期切入格非时间意识的问题旨归及其价值意义。本论文分为三章:
  第一章立足于《人面桃花》中辛亥革命前的革命实践、《山河入梦》中建国初期的工业化建设、《望春风》中的乡村政治运动,论证格非对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实践的反思。在革命阶段的叙事轨迹中,边缘个体的革命追求,因遭受历史错位带来了失败,形成了个人的无
黄州是苏轼仕宦生涯中的第一个贬谪处所,这一时期成为他人生中的重大转折,也造就了其文学创作的高峰。贬谪后的闲散身份,使苏轼有更多的交游时间,交游便成为他黄州生活的重要部分,对其思想和心态的变化产生了积极影响,并促使其文学创作的丰收。本文立足于对苏轼黄州交游史识的爬梳,梳理探究苏轼在黄州的重要交游对象,试分析苏轼与不同人群的交往心态,挖掘黄州交游与苏轼文学创作的关系。本文分为四个部分展开论述:
  第一部分为绪论部分,先讲述本文的选题缘由,后论述前人关于黄州时期的研究现状,最后展现文章的研究思路与研究价
二十世纪早期,散落于江南乡村中的小城镇发生了大大小小的变化。鲁迅和茅盾在文本中再现了当时的状况。本文通过细读鲁迅和茅盾的江南小城镇小说,并结合社会历史材料,尝试勾连乡村与小城镇,在一定意义上重构江南乡村面貌。
  早在明清时期,江南地区都出现了一大批小城镇。这是在乡村社会中一种新的社会文化现象。鸦片战争却改变了这一社会历史进程。上海开埠之后,江南的城镇体系随之发生变化。最重要的现象即是伴随着上海的繁荣,江南乡村式微。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鲁迅和茅盾开始了他们的写作。
  在鲁迅的笔下,江南的乡
康德理论作为审美现代性的源头之一,赋予了审美问题在现代人文学术系统中的重要地位。审美领域既融于整体理性系统,也具有自身的独立性。布迪厄将自己的审美问题研究建立在对康德的反思判断力的批判之上,即对康德式的反思主体合法性问题的探讨上,由此引入自己的结构主义式的审美区隔论,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趣味判断的认知结构。
  场域作为布迪厄基础理论,是分析其一切理论的方法论前提。当人被抛在整体性的关系场域之中,审美能力并非是个体的自由自主活动,而是前在地被社会阶层化文化结构塑形,并在再生产机制中被固化成习性,并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