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罗马公约》为蓝本构建的广播组织国际保护体系及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均无法控制通过互联网手段进行的转播。在技术融合的今天,广播不再局限于传统平台,流媒体技术的发展实现了广播电视、电话、因特网之间的无障碍流转,奠定了由广播与因特网相结合的网络广播技术的基础。同时,利用新技术盗播广播节目信号的行为也大量出现,区别于传统语境下的广播组织权保护,当前的国际条约及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已无法满足广播组织的利益诉求,传统意义上的广播组织深受盗播之苦。除引言和结语外,本文包括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广播组织制度的源起及发展。第四次信息革命催生了广播技术,也使广播组织制度萌芽。此后,《罗马公约》为国际社会的广播组织保护提供了蓝本。我国1990年《著作权法》规定了广播组织制度,但在修订过程中广播组织转播权权利范围却没有更新,难以适应如今的技术水平。第二部分,讨论当前广播组织转播权制度面临的挑战。随着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网络广播电台的发展成燎原之势,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广播组织转播权无法控制新兴的网络广播行为,同时利用新技术的侵权行为呈现多样化、复杂化,使得司法实践陷入困境。广播组织制度面临挑战并亟需更新。第三部分,从目前备受关注的WIPO《保护广播组织条约（草案）》切入。在条约讨论的近二十年来,“转播”的定义和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各代表团的争议焦点主要围绕转播的时间、转播的方式。对该草案进行研究,对我国转播权的完善有一定帮助。第四部分,论述广播组织转播权扩张的因素考量。扩张转播权有着诸多讨论和质疑,除了技术进步的原因之外,转播权扩张的深层次理论价值更能证明其合理性。本章从利益平衡原则、法经济视角下的激励理论以及我国广电市场的发展,分析我国转播权扩张考量的若干因素。第五部分,回归我国转播权制度的扩张。2020年《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两次审议稿对广播组织权进行了相当幅度的修改,部分修改反映了学界的共识,但也有值得商榷的部分。本章从最新的《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入手,以已有的权利模型为框架,对我国广播组织转播权条款提出建议:扩张转播权至网络环境,删除修正案草案规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同时在《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增加“转播”的定义对转播权的控制范围予以阐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