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上升,中国迅速从一个在非洲仅有立足点的新兴大国转变为重要的利益攸关方。中国连续十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参与非洲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建立了各类文化中心,拥有近百万侨民。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对非洲外交从“风险规避”到“主动塑造”,从“经济外交”转变为“全方位外交”,中国成为非洲安全事务的积极参与者。非洲之角处于中东和非洲安全冲突的交汇地带,受阿拉伯文化、伊斯兰文化和非洲文化的三重影响;西方自由民主政治思潮、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潮相互交织,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的地缘政治博弈,西亚强国在非洲之角培养代理人以及非洲之角“当地化”的冲突盘根错节,使之成为全球安全秩序最为脆弱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参与非洲安全事务的重中之重。本文结合中国外交中的物质和观念因素,提出了中国身份认同的迁移增强了其参与非洲之角安全事务意识的自觉,揭示中国国家利益和综合实力的变化对其国家认同演变的影响。基于“利益决定身份、身份影响政策”的逻辑,本文旨在分析中国在非洲之角安全事务中从“适度谨慎参与”到“创造性主动参与”的转变动因。与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参与非洲安全事务主要是以经济利益为主要驱动力、对其他成员国利益漠不关心的看法相反,本文研究引入了一个双重关系的概念框架,阐明了中国的国家安全观和海外利益共生观。这一框架表明,中国加强对非洲之角安全事务的参与,是出于经济、安全和政治-战略利益的综合考量,同时中国利益与非洲之角各国利益具有共生性和互补性,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是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集中体现。“利益决定身份、身份影响政策”在非洲之角得到了印证。中国加大对联合国在非洲之角维和行动的参与力度,在解决非洲冲突中实践创造性介入,在吉布提建立了有史以来第一个海外后勤保障基地,加强了与非盟与次区域组织的安全合作,为非洲维和行动提供力所能及的资金支持,与非盟成员国共同发起“中非和平与安全倡议”,帮助非洲之角国家提高自己的维稳能力,从源头上消除冲突的根源。中国已在非洲安全事务中从规则的适应者（根据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模式治理非洲）转变为规则的共同塑造者,在后冲突的社会重建阶段实践“以发展促和平”理念。中国参与非洲之角安全事务的理念不断丰富和完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尊重非洲之角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对象国政治稳定,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强调要尊重非洲之角的人权、主权和发展权,这些是中国参与非洲之角安全事务基本理念的“存量”。同时,近年来中国参与非洲之角安全事务中提出的“创造性斡旋”、“合法干预”,“军事外交”和“以发展促和平”等重要主张是中国安全治理理念的“增量”,中国在非洲之角的利益拓展和认同变化带动了外交政策调整。它呼吁共同发展与共同安全,坚信这是解决非洲大陆冲突的根本途径。中国参与非洲之角安全事务的新理念（“增量”）建立在旧理念（“存量”）之上,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中国在非洲之角安全事务中形成了具有时代气息的安全治理观——“创造性斡旋”、“军事外交”和“以发展促和平”。为检验本文的理论假设,本文以中国参与非洲之角安全事务的三个重点案例——苏丹、吉布提和索马里为例加以检验,分析中国日益积极主动参与非洲之角安全事务的主要动因。第一,在苏丹案例中,论文分析了中国“创造性斡旋”和“合法干预”的理念与实践,阐明了在坚持中国外交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中国如何发展“不干涉内政”理念而提出建设性冲突解决方案。第二,在吉布提案例中,论文分析中国在吉布提建立的第一个海外保障基地,认为这与中国提供“军事外交”的理念息息相关。第三,在索马里问题上,本文分析了中国在索马里安全困境中的谨慎和适度参与,以及中国“以发展促和平”理念如何以自下而上的方式促进索马里冲突方关系的发展。展望未来,中国参与非洲之角安全事务必须应对外部大国安全政策调整的影响。尽管中东地区大国沙特、伊朗、以色列、阿联酋、土耳其、卡塔尔等在非洲之角围绕与地区国家的经贸和安全关系展开竞争,但这些区域性行为体并没有对地区格局以及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构成根本性影响。相比之下,美国为遏制中国在非洲之角的军事和经济存在而出台的非洲新战略,俄罗斯、法国、日本、印度增强在非洲之角的军事部署,这些世界大国的军事介入将对非洲之角地区格局稳定和中国利益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