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实际上是一系列契约组成的联合体,银行贷款契约就是这一联合体中极其重要的一种,其规范和完备程度决定了债务双方的风险。自Smith和Warner正式提出债务契约理论以来,关于债务契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公司特征和内部治理对债务契约的影响,近年来,随着“法与金融”的兴起,法律诉讼这一外部治理机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同时,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法治环境的不断改善以及经济活动各参与方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涉诉公司数量和涉诉次数都大幅增长,诉讼风险逐渐成为影响公司发展的重要外部不确定因素之一。因此,本文将研究法律诉讼这一外部治理机制对银行贷款契约的影响。然而,中国的法律制度和金融体系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很多公司借助自身的声誉和“关系”作为法律制度的替代机制以保证金融交易活动的正常运行。中国社会作为一个“官本位”的传统型社会,政治关系在非正式机制中处于绝对强势地位。因此本文探索法律诉讼这一正式机制与银行贷款契约之间的关系是否以及如何随着政治关系这一非正式机制的介入而变化,进而为企业找到防范法律风险的有效途径,同时通过呈现法律诉讼和政治关系在银行贷款契约中的博弈结果,为政策制定者思考如何通过政策制定平衡正式机制与非正式机制并最终达到利益最大化提供参考。本文首先系统地梳理了与法律诉讼、政治关系和银行贷款契约有关的文献,让研究者对相关研究有一个系统的认知,同时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其次,本文以A股上市民营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了法律诉讼和政治关系分别对银行贷款契约的影响,以及在政治关系的调节作用下法律诉讼对银行贷款契约的影响。结果发现:(1)公司法律诉讼对银行贷款契约产生负面影响且这种影响随诉讼强度的增大而增大;(2)公司高管的政治关系对银行贷款契约产生正面影响且这种影响随政治关系强度的增大而增大;(3)高管的政治关系会减轻公司法律诉讼对银行贷款契约的负面影响,且这种减轻作用随着政治关系强度的增大而增大。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将正式机制与非正式机制结合,一方面说明建立政治关系这一非正式机制可以作为企业防范法律风险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为政策制定者如何通过正式机制和非正式机制博弈达到利益最大化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