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观是指人们对“公”与“私”及其关系的根本看法。与西方文化中“public”与“private”（包括东亚文化圈中日本的“公”与“私”）的关切不同,中国传统公私观呈现出了鲜明的精神特质。“贵公”抑或“公本位”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主导倾向,那么,“公德阙如论”又何以成为中国近代普遍接受的社会诊断。此种现象的出现,除了中国传统公私观逻辑的发展所致,问题在于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结构方面出现的全新变化。时代的转折与主体的变迁,以及中西方伦理观念在中国近代的交锋,为梁启超公私观的转型突破提供了可能条件。在古今中西“公私”的交锋中,梁启超“淬厉”中国传统公私观,“采补”西方近代权利观念,通过论证“私”的合法性,进而消解“公”与“私”之间的对立。明清时期的公私观从根本上来说依然归属于理学内部的讨论,而梁启超“积私推公”式的公私观则带有明显的西方元素。在梁启超那里,“公”与“私”的概念内涵及其相互关系都有了全新的突破,凸显了由“圣人”理想人格向“新民”自由人格的价值嬗变。按照梁启超的理解,“民族共同体”（国家）由“积”而成,即“国者积民而成”,而对维持“民族共同体”具有重要作用的“公德”则由“推”而来,即“私德外推为公德”。梁启超尤为重视“积”与“推”的动态过程,强调“国”为“民”之“积”,而“公德”为“私德”之“推”。根据梁启超“积私推公”的理论构设,恪守的“公”可能退化为“私”,而“私”的不断外“推”也可能嬗变为“公”,因而,“有德之人”应当日有所“新”。梁启超围绕着“独立自助”“政治能力”“好动”“竞争”以及“进取”等观念,开启了关于“新民”自由人格的上下求索。梁启超的伦理关切并不仅仅是“道德地生活”,也涉及了“非道德”和“超道德”问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梁启超为何将大量现代价值、观念都统归于“新民”中的德目。中国近代公私观的重建不仅仅包括道德价值的评判层面（“心”与“天”）,同时,还涉及社会范畴的划分层面（“国”与“民”）。通过对传统公私观念的反思与重构,梁启超提出了“个性为中心之‘仁的社会’”的重建思路,为“现代性”道德的反思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伦理资源。西方关于公私问题的讨论多分属两个领域,进而使得“个体德性”与“群体价值”难以契合;与西方伦理这种二分的思路不同,传统儒家伦理那里往往统归于一种“君子品德”。梁启超的公私观也是在此种理路中推演,希冀通过忖量“公”与“私”之间的分殊性和共通性,消弭西方思想中“个体”与“社会”之张力,所谓“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梁启超将“公私”统一于整全人格的修养。梁启超公私观关切的是“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新民”）与“如何成为这样的人”（“养心”）。这种与义务论、后果论不同的伦理关切,也正是梁启超公私观的现代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