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时代的到来,全球经济迅速发展,但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环境损害问题。随着发展理念的转变,我国的环境问题也越来越受重视。而环境保护禁止令作为一项新的制度,能够快速地防范环境问题的恶化,有助于我们将环境问题防范在可控范围之内,对我国环境生态的保护有着重要意义。环境损害案件往往涉及到公共利益以及私人利益,具体而言。对公共利益来说,环境保护禁止令有利于生态安全,环境保护。对私人利益来说,给环境损害案件的当事人提供了一种新的权利救济渠道。关于环境保护禁止令在我国的发展。理论上,在学界对于环境保护禁止令的权源有着不同的争议,环境保护禁止令究竟是物权请求权还是债权请求权,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其中“二元说”是目前的主流观点。实践上,昆明、珠海、无锡等地人民法院出台了相关的规范性文件,在法律适用上也有了相关的实操经验。通过对目前规范性文件的梳理,发现目前我国存在着两种性质不同环境保护禁止令,民事保全性质以及行政强执性质。因环境保护禁止令的合法性依据主要是民事诉讼中关于行为保全的部分。故本文在探讨环境保护禁止令的发展情况时,所讨论的为具有民事行为保全性质的环境保护禁止令。本文通过对2014年至2018年我国环境损害中涉及环境保护禁止令的案件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在制度层面,目前关于环境保护禁止令的规则在法律层面上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而规范性文件的层面却又存在着混杂不一的问题。问题具体表现为:适用规则混乱、缺乏利益平衡标准、执行机制不明确等问题。针对适用规则混乱,首先探讨了目前环境保护禁止令的法理学争议,主张可以将二元学说运用到环境保护禁止令的规则细化上,采用民事诉讼与司法解释结合的方法来细化环境保护禁止令的制度内容。对于缺乏利益平衡标准,可以在合理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环境保护禁止令在裁量上确立利益平衡标准。借鉴的域外经验主要是美国的中间禁令制度。在模拟法律移植四要件的情形下,探讨了中间禁令制度对我国的可借鉴之处。并在我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可以建立案例指导机制,将相对抽象的衡量标准具象化。对于不明的执行机制的,主张人民法院可以与行政机关以及相关的社会组织形成联动机制,在提高司法执行效率的同时,节约司法资源,促进环境保护禁止令的高效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