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北地区与晋冀鲁三省毗邻，工矿业在当地社会经济构成中占有较大比重，尤其煤炭产业的历史悠久，煤炭的储量较为丰富。甲午战后，随着西方列强在华瓜分势力的日渐深入，华北内地的煤矿也成为英国的攫取目标。但煤炭属于囤积困难，运输量大的矿产资源，以驿道和水运为主的传统交通方式很难担当将煤矿产品大规模、长距离运输的重任。因此，为运煤而修的道清铁路于1903年应运而生，并在焦作煤炭运输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1920年代，豫北修建的若干条公路交通线，除承担客运任务外，同时还为铁路集散货物。于是，在传统交通运输方式基础上，豫北日渐形成了以铁路为基干的新式交通运输体系。　　近代中国的煤炭资源分布与经济发展状况在地区间明显出现了失衡，而失衡的严重结果之一，便是内地的大量煤矿陷入市场饱和与运费高昂的困境中，不能充分发挥其生产潜力。豫北的煤矿之所以能在很大程度上摆脱内地煤矿常见的困境，煤质优良固然是其得以长足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主要是因为铁路在其兴盛进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铁路通行之后，豫北的煤炭销售很快形成了以铁路网络为基干、以水陆枢纽为节点、以沿海商埠为指向的新式销售网络体系。与此同时，铁路又将豫北煤炭的原始市场和终端市场加以联结，形成了一个层级显明的煤炭运销市场结构。在铁路交通的带动之下，豫北煤矿的销售体系日渐融入了统一的国内乃至国际市场。但距离沿海商埠较远、煤炭外运铁路线稀少、战乱频繁及运费较昂等因素的存在，也同样制约着道清铁路运输功能的整体发挥，进而导致豫北煤矿的波动性较大，并影响着该地各煤矿的均衡发展。与此相应，煤炭运输也成为道清铁路营业收入的主要来源，双方之间可谓互惠互赖关系。然而，这并不能避免二者之间纠葛的发生。　　清末民初，铁路在豫北兴起并初步形成运力后，该地区与国内沿海通商口岸的联系渠道随之改观。同时，由于近代中国的新式工业多设在各通商口岸或交通沿线的大中城镇，随着这些企业对工业原材料、劳动力的需求日增，豫北地区作为腹地经济的特征也日益显现。受此影响，豫北地区的农副产品多成为对外运销的大宗商品，而作为与之交换的工业品也被源源不断地输入豫北各地。由于货物的集散市场发生转移，道清铁路沿线的城镇工商业及乡村集市贸易均有很大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豫北的地方市场的深度与广度，进而形成并引起了该地区的市场格局和商品结构的变动。这一时期，豫北的自然经济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发生分化，市场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其市场的属性、规模和体系也随着经济形态的变化而转变。受此社会经济转变动量的冲击，豫北地区输出商品的交换市场也由产地市场、销售市场的结构，便日渐发展成为原始市场——中转（或集散）市场——终点（或消费）市场的三级结构。　　平汉、道清铁路的通行，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近代豫北城镇的分布特征，也在一定范围内主导了其格局变化及重组进程。这主要是因为，铁路交通不仅推动了传统城镇的现代化转型，而且也成为新兴城镇崛起的强劲推力。随着与沿海商埠的联系加强及大量的农副产品被收购，豫北地区输出商品的流通渠道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该地区的农副产品开始大规模被运销至沿海商埠或出口海外市场。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豫北铁路沿线的集镇贸易也由内销型向外向型转变，在经济功能普遍有所加强的基础上，有部分集镇的职能凸显出专业化的景象。受此影响，不同类型的城镇在道清铁路沿线兴起。　　道清铁路的通行，还促进了豫北乡村社会经济的变动。基于对外贸易及新兴城镇发展的需要，豫北农产品的生产结构和流通体系发生重大变化，农产品的流通范围也因此得以拓展。由于铁路带来的交通便捷，农产品的交易效率较前有了显著提高，在一定范围内推动了农作物的商品化、区域化及专业化。通过对棉花、小麦等农作物的铁路运输状况的分析发现，道清铁路运输与不同种类的作物商品化的关系程度不一，对经济作物的促进作用不如对粮食作物明显。由于对外货物交流和人员往来的频繁，豫北乡村社会的生活习俗、思想观念等也发生分化。铁路沿线乡村中的移民现象的广泛发生，不仅是农民乡土观念发生改变的一个信号，同时也预示着乡村社会开始由传统向现代转变。　　综上所述，通过对道清铁路与豫北社会变动(1898-1937)间互动关系的实证性的个案研究，本文较清晰地呈现了道清铁路的营运实态及其在豫北地区社会经济变动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和影响程度。虽说道清铁路的运力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仍有一定的差距，但该铁路对其“辐射范围”内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变动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或促发作用，则毋庸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