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乾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绅商、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早年听从父训,退学从商,后发迹于商场。在近代中国自然灾害频发、社会问题骤增的时代背景下,徐乾麟虽在商海沉浮,却因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以及“余晷当以慈善为念”的家庭训诫,仍孜孜致力于慈善活动,甚至一度将慈善活动的筹划营谋置于其所经营商业之上。他投身慈善五十余年,一生参与创办众多慈善组织,如,中国救济妇孺会、中国济生会、尊圣善会、中国道德总会、中国崇德会、中华慈善团全国联合会等慈善团体与组织的发起创办,他无不奔走于其间。此外,徐乾麟不仅于国内广泛开展赈济活动,诸如,救助京直奉水灾和河南水灾,参与华北五省大旱灾的赈济以及救助家乡浙江壬戌水灾等一系列赈济活动,而且于1923年发起成立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前往日本救济地震灾难,充分发扬了中国绅士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同时,徐乾麟在上海还热衷于解决城市近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社会问题的公益活动,如,解决上海的游民问题,悉心闸北地区的消防建设和城市卫生问题等一系列市政建设事项。不仅如此,他还热心于推广教育、劝诫禁烟等公益活动。他的善行义举是民国时期中国慈善事业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徐乾麟在好善乐施、身体力行之时,还将一生五十余年行善的所经所历、所思所想,撰成《办善我知》,概为“十要”、“十难”、“十忌”、“十虑”之论,系统地总结了办理善举的得与失、宜与忌,为后人从事慈善事业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财富,是民国慈善事业发展中不可多得的思想宝库。他一生为百万灾黎呼吁,苦口劝募,寒来暑往,奔走于受灾地区,实地散放,安抚灾民,稳定民心,于稳定社会秩序上功不可没。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主义勃兴,民族意识空前觉醒的时代背景下,徐乾麟将创办慈善工厂同发展实业、改善城市基础建设的公益活动与抵御外侮相结合,因此,他所从事的慈善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民族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