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农民收入是国家“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国力一路攀升,中国经济迈入新阶段,人民的生活水平及生活质量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下行压力加大,城乡收入差距亦在不断扩大,收入不平等问题渐渐成为阻碍中国社会经济向上发展的严峻问题。农村地区,互联网迅速普及并且颠覆了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其与各行各业的深度融合,深刻地融入在人民日常行为和生活习惯中,开拓了人民学习知识和获取财富的途径。但由于个体禀赋差异,所利用互联网的广度与深度不尽相同,即互联网对个体创造的机会发展空间也存在差异,因此研究互联网使用是否能够促进农民增收以及其内在机制研究是值得探究的论题。农民增收的关键在于扩大非农就业,增收的核心是怎样解决农民非农就业问题,这早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自2015年以来,农民工资性收入占比已超过经营性收入,跃居收入来源第一位。2020年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数量占农民工总量达到59.4%,非农就业带来的收入不容小觑。因此,本文以互联网使用、非农就业为切入点,探讨互联网使用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互联网使用对不同收入类型的异质性影响、非农就业的中介效应、以及创业和非农工作两种非农就业类型的作用机制,凝练出具体促进农民增收的新途径,即本文重点解决互联网使用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非农就业充当的中介效应。本文对互联网发展和农民收入变动进行现状分析,运用CFPS2018年农村家庭和个人调查问卷数据,从互联网使用、非农就业角度出发,综合运用OLS模型、内生转换回归（ESR）模型、中介效应模型、R软件研究农民增收问题,并对样本进行区域、年龄段和收入水平划分后进行异质性分析及稳健性检验。结论表明:（1）OLS模型检验出在总样本或者分样本中互联网使用均能显著地增加农民收入,但OLS模型是有偏的;（2）ESR模型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结论表明无论是在总样本或者分样本中,互联网使用都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并且在未使用互联网的样本中,互联网的增收效应达到最大,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后,结论一致;（3）互联网使用能打破年龄对收入的限制;（4）互联网使用显著增加农民家庭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其他收入,对转移性收入影响不显著;（5）无论是采用逐步回归法或Bootstrap法,非农就业都是互联网使用影响农民收入的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后结论一致;（6）使用R软件中的RMediation软件包计算置信区间后,发现家庭创业行为是互联网使用影响家庭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中介效应,家庭非农工作是互联网使用影响家庭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中介效应。文末本文基于前文研究结论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第一、提高农村互联网普及率,缩小获取互联网资源的差异;第二、建立专业的农民互联网就业平台;第三、发挥互联网引导作用,鼓励农民创业,完善农民创业补贴政策;第四、加强互联网监管,构建健康网络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