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中国脱贫攻坚战史上极具标志性意义的一年,伴随着全国范围内贫困县的集体“脱贫摘帽”,以及现行标准下广大农村地区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归零,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脱贫攻坚的工作还任重道远,特别地,当前引致脱贫人口返贫的因素众多,如子女受教育的高成本、家庭成员突患重大疾病、农产品滞销,以及其他突发事件。为了满足广大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许,巩固脱贫成果,多措并举减少返贫现象的发生,保证脱贫效果的良性发展和可持续性,已经成为“后扶贫时代”的首要任务。在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的广泛连接与应用为农村居民生活的改善提供了新的机遇,其不仅大大降低了这些地区农户信息搜寻的成本,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且提升人们的就业质量和居民收入水平。鉴于此,我国在2016年首次提出“网络扶贫”,致力于建设与完善网络扶贫信息服务体系。“网络扶贫”以实现网络、信息、服务覆盖为目标,给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带来了明显效益。此外,网络教育、文化、医疗等的发展,为农村居民提高自身的文化、健康水平以及就业能力提供了有效渠道,让互联网的经济效益也能惠及农村居民,激发农村地区的发展活力和内生发展动力,提升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增进人民福祉,为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鉴于此,深入了解互联网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机制与效力,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拉动内需、缩小城乡发展不平衡、推动乡村振兴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现有文献虽然已经关注到了互联网对于经济发展的可能影响,但更多研究关注的是宏观层面对经济增长和中观层面对产业发展的作用,基于互联网应用角度分析其对农村居民收入影响的研究尚不多见。即使部分研究考察了互联网使用的就业效应和增收效应,但相关研究也主要侧重于理论探讨,很少有文献进行进一步的影响机制研究。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以及已有理论研究成果,本文从互联网使用这一微观因素入手,首先构建互联网增收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并探讨互联网使用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内在机制,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说。继而依托于CFPS2018年的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综合运用OLS回归、Tobit模型回归、工具变量回归、倾向得分匹配法等方法对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效力和内在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此外,本文进一步探讨了不同互联网使用类型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以及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的内部收入结构的影响,同时也考察了互联网增收效应的群体异质性。研究发现:第一,互联网使用显著促进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第二,相对于使用互联网进行商业娱乐而言,使用互联网进行学习和工作对农村居民的增收效应更显著。也就是说,现阶段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收入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人力资本积累,而不是社会资本积累。第三,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提高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以及转移性收入来体现的。第四,在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的增收效应中,非农就业、人力资本和金融投资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是互联网使用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内在传导机制。第五,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具有年龄、教育水平和区域异质性,35岁以下年龄组、较高教育水平以及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更能从互联网使用中收获收入红利。鉴于此,国家应当进一步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丰富互联网应用场景,强化互联网对收入的促进功能;此外,缩短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城乡和区域鸿沟,减少互联网经济效益的个体差异,真正实现数字经济发展的共建共享,将数字鸿沟转化为数字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