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宗教改革后的英国政治文化中，国王（女王）的象征身体出了大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性别，宗教，和不断扩展的外部世界。三个问题的交织造成政权不稳，社会动荡，国家纷争。此“问题束”亟需“舆论解”。立足于西方“人-宇宙”的传统认知，本文主要从“国王的两个身体”的角度，通过对莎士比亚文本叙事的解读，阐发了莎士比亚对民族国家和谐的追求和建设性努力。　　性别方面，传统所认可并推崇的、政治身体(body politic)所依附的自然身体(body natural)无一不是男性之躯。这也是“两希认知”共识之一。伊丽莎白一世的统治颠覆了传统认知---虽有玛丽女王在先，然而国王/女王身体的性别斗争在伊丽莎白一朝较之尤为突出---导致女王在位期间，性别问题衍化为政治保守主义者质疑王权合法性的争议所在。如何构建新的性别-身体理论成为摆在女王拥护者面前亟需解决的难题。本文首先简要回顾了其时的历史纷争，形成讨论的背景;理论上，通过评析亚里士多德和当时医学流行的“单性理论”，讨论了女性话语边缘化问题的正反两面，点明了问题的演变与讨论的指向;最后表明，由于事涉政治敏感性，作为大智文人的莎士比亚在审查制度和禁言令面前只好采用春秋笔法，通过含蓄创作的方式隐晦地表达了一个文人的建言。　　搅动政治气候的，除了性别，就是宗教问题了。英伦三岛，欧陆之外，然而，宗教改革在基督教世界攻城略地之际，独尊新教为国教的英伦“侥幸”成为新教世界独占鳌头的领头羊，缘此不幸成为基督教世界首当其冲的仇视对象。英吉利海峡这边，西班牙虎视眈眈，宿仇难消。罗马教廷方面，教皇Pius五世发布敕令，开除伊丽莎白女王教籍。对其时格局而言，此举无异于向其发出死刑通牒。英格兰宫廷忧内患外，朝野上下人心浮动，怀有异心者业已暴力举事，向其发难:表面安定背后，危机浮现。失去了传统的宗教庇佑，国王身体的神圣性进一步暴露在世俗的空气之中，王权的合法性逐渐在舆论攻讦中消解。神圣性湮灭，“腐败堕落”的身体何以隐喻王国，此为问题之二。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主要围绕英国确立国教后与异教国家的外交衍变的背景，通过分析莎剧中的指涉，对此进行了认真讨论。　　一般而言，因所谓“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文艺复兴作为一个历史大事件一直为世人讨论不休。大航海导致拓殖事业方兴未艾，“新世界”渐为人知。国王统治引申到殖民之地，王国开始变动不居起来。宗主国之间因之纷争频仍，混战不休。然而，传统的政治身体，隐喻的是一个以封闭，固定，秩序井然为特征的应许之地。王权合法性事关国家和谐。如何以一个常规、封闭的身体（哪怕是国王之躯）来隐喻这样一个流动、开放、变动不居的“新王国”，如何通过文学叙事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成为论证王权合法性的又一潜在障碍。本文集中笔墨分析了《暴风雨》文本后的历史信息和《错误的喜剧》中的“女仆”身体意象，分析了莎士比亚关注国家和谐的创作指向。　　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指出，宇宙-作品-作者-读者为文学批评的四维要素。循着这样一种文本内与文本外相结合，共时与历时相映衬的思路，既有可能避免新批评“文本之外别无他物”而致片面“文本中心论”的贻害，也利于匡正新历史主义将文本外的历史信息置于文本之上的本末倒置的做法，因而是比较朴实的，可靠的，科学的。本文即试图从莎士比亚所处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时代特征和主流人文思想入手，循着历史-理论-文本相结合的研究路径，同时关照到作品的读者接受情况，点明文学作品与社会，与民族，与时代的互动关系。本文最后提出，莎士比亚是以白觉创作的方式参与到大变革时代的历史大事件中，印证了其对民族-国家和谐的反思、追求和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