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重大传染病在全球频发。从2003年的非典（SARS）疫情,到2009年甲型H1N1流感疫情,至2019年12月底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每一次重大传染病的爆发给我国人民社会、经济生活带来巨大影响,尤其对高敏感度的旅游业冲击巨大。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自2019年12月起至2020年2月,旅游业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直至2020年2月底开始,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帮扶旅游业复苏的利好政策,使旅游业开始逐渐回温。旅游业的复苏与旅游消费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在重大疫情的情境下,旅游消费者的旅游动机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哪些与疫情相关的动机因素会影响旅游消费者最终的行为决策?在旅游决策之前,旅游消费者信息获取的行为过程是怎样的以及信息在旅游消费者的风险应对行为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哪些因素会影响旅游消费者的风险应对行为?这些都是本研究试图解释和解决的问题。目前学术界鲜有类似新冠肺炎疫情这样波及范围广、影响程度深的重大安全事件情境下旅游消费者行为决策和风险应对行为的系统研究。后疫情时代的到来对旅游业是机遇也是挑战,急需决策与风险管控的科学依据。本文试图从新冠疫情出发,采用实证调研,探究旅游消费者动机、旅游消费者信息搜寻行为、旅游消费者的风险应对行为及其三者之间的关系。首先,疫情后旅游消费者的动机以及行为意向研究。考虑以往已有很多学者对旅游消费者常规推力、拉力动机进行过充分研究,本次只选取了与疫情相关的动机因素进行研究。本研究基于推拉理论和消费者随机访谈,设计并发放问卷、收集数据。在对旅游消费者推力动机公因子提取时,通过问卷和因子分析,明确了疫情后旅游消费者最关注的推力因素是社会交往、自我提升和生命教育;旅游消费者拉力动机中,旅游安全因素比以往更受人关注,其他方面与以往研究差别不大;在阻力研究中发现旅游消费者对疫情的风险感知上升到了最重要的位置。通过回归分析,疫情后旅游消费者的推力和拉力因素都与其行为意向呈显著正相关,而虽然旅游消费者在疫情后拥有较高的风险感知,但并未因此而减弱其决定旅游的行为意向。其次,对疫情后旅游消费者的搜寻行为进行研究。本研究从旅游消费者疫情风险感知视角,通过风险信息加工模型（RISP）,结合新冠疫情的情境,构建了疫情后旅游消费者信息搜寻模型。该模型假设疫情后的旅游消费者通过自身的知识经验,结合风险感知因素,激发对疫情相关信息的需求,疫情信息需求又致使其产生了信息搜寻行为,在这个过程中,疫情的风险感知也会直接对其信息搜寻产生影响,信息搜寻的结果最终决定了旅游消费者行为意向。本部分仍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数据,应用结构方程模型（SEM）的数据结论,验证本文提出的假设,得出结论。最后,对疫情后旅游消费者的风险应对行为进行研究。本部分内容将推拉理论,启发信息处理模型（HSM）和防护性行为决策模型（PAMD）相结合,充分考虑疫情情境,构建出全新的疫情后旅游消费者风险应对行为模型。采用结构方程和回归分析,验证模型提出的假设,得出结论:新冠疫情后旅游消费者的推力和拉力动机会直接影响其信息搜寻行为,相比于只是简单接受的启发式信息处理模式的旅游消费者,对信息经过较为充分分析研究处理的系统式信息处理模式的消费者,在风险应对行为上要更为全面周到。旅游消费者的疫情风险感知也会直接影响其风险应对行为的选择。本研究主要创新点有:第一:在重大传染病疫情情境下使用推拉理论研究旅游消费者动机。推力的动机上充分考虑疫情的影响,将旅游消费者内在动机细化并加以提炼,区别于常规情境下的旅游消费者动机;在旅游消费者阻力动机的研究时,也充分考虑了疫情情境,将由疫情带来的风险感知因素采纳入内,并通过数据研究发现风险感知阻力是疫情后旅游消费者最为重视的阻力因素;第二:本研究将推拉理论、防护性行为模型和启发信息处理模型相结合,建构了一个全新的疫情后旅游消费者风险应对模型。通过模型探讨了疫情后旅游消费者从动机开始,到搜寻行为,信息处理行为最后采取的风险应对行为的过程,以及风险感知因素和人口统计特征在其中的影响作用,发现重大传染病疫情中旅游消费者信息处理情况的不同会带来不同的风险应对行为。这对动机理论、防护行为学、信息学都是一次全新的尝试,也丰富了推拉动机理论、防护性行为模型和启发信息处理模型的应用。本研究也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第一:在重大疫情后,帮助旅游消费者更全面的了解自身需求动机,对旅游消费者旅行前准备工作提出建议,对完善旅游消费者的风险应对行为提出建议;第二:从旅游消费者安全角度给景区管理者提供策略建议,引导景区管理者更好的为旅游消费者提供服务;第三:为政府及有关部门关于重大疫情旅游方面的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