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稳健推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也转入了发展的新纪元。但是,企业OFDI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更多的国际投资风险,对企业的公司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高管团队（TMT）对于企业的投资决策影响重大。国有企业高管兼具经济性“经理人”身份和政治性“准官员”身份,存在经营效益和政治晋升的双重业绩追求动机。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在短期内迅速实现资产规模的增加和企业形象的提升,使得国企高管偏向做出OFDI决策而忽视了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存在的巨大风险。男性高管比女性具有更高的风险偏好性和过度自信,更易发生过度投资行为。女性高管能够增加企业的团队异质性,提高企业决策的有效性,合理规避风险程度较高的OFDI决策。因此,研究女性高管对中国国有企业OFDI决策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高阶理论,选择团队异质性方向聚焦于女性高管的角度,选取2013—2017年在我国沪、深A股上市的1018家国有公司的数据作为样本,基于Probit回归模型研究了女性高管与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之间的影响。为进一步探究其影响机制,从影响女性高管风险规避和不过度自信的性格特征的先天因素以及薪酬歧视和“玻璃天花板”效应的环境塑造的后天因素两个方面,分别选择企业是否介入诉讼风险和女性高管是否担任CEO两个调节变量,研究其对女性高管和国有企业OFDI行为之间的影响效应,并且分别进行了不同比例、不同行业、不同地区间女性高管对企业OFDI行为的异质性影响分析。本文的相关研究表明:第一,女性高管与国有企业是否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在一定范围内,女性高管比例越高,越能促进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当女性高管比例超过一定范围之后,女性高管比例越高,越能抑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第二,企业涉及诉讼风险正向调节了女性高管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倒U型关系。女性先天性格中具有规避风险、不过度自信的性格特征,对于企业陷入诉讼风险拥有较高的敏感性及认知程度,涉及诉讼的败诉风险使企业面临较大的经济损失风险和社会形象受损风险,会降低女性高管对企业OFDI的成功预期。进而,女性高管会做出更为审慎的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即企业是否涉及诉讼风险在女性高管比例达到某一特定值之前强化了女性高管与国有企业OFDI的正向关系,在女性高管比例超过该特定值后同样也强化了女性高管与国有企业OFDI的负向关系。第三,女性高管担任CEO负向调节了女性高管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倒U型关系。女性高管面临职场中的薪酬歧视和“玻璃天花板”效应的职业隔离,意图得到晋升的女性高管会进行性格特点与决策风格的“男性化”塑造。而且女性在成长为CEO的过程中,对于风险的承受能力和企业内部治理的能力等同甚至超过一般男性高管,降低了女性高管对公司潜在经营风险的敏感性,女性高管会倾向于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即女性高管担任CEO在女性高管比例达到某一特定值之前弱化了女性高管与国有企业OFDI的正向关系,在女性高管比例超过该特定值后也弱化了女性高管与国有企业OFDI的负向关系。在扩展研究中,基于女性高管的不同比例、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分别进行了女性高管比例与企业是否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异质性影响分析。综合前述研究,提出了本文的策略建议。首先,要改善女性高管的职场环境,为女性高管发挥自己的决策优势提供作用空间。一方面完善高管选聘机制,提升高管团队的多元化。另一方面完善高管激励机制,促进职场环境的公平性。对于国有企业的OFDI决策机制的优化,要完善企业治理机制,提高企业OFDI的成功性,降低OFDI的失败风险和资金损失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