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从解决公式化概念化的角度来分析“干预生活”作品的突破和局限。 引论部分，简单介绍“干预生活"创作主张提出的背景。其中包括苏联文学方面的影响，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引起的文艺方针的变化，即“双百方针”的提出。 第一部分，1949～1956年中国文学发展形势。介绍“十七年”文学总的发展形势，为下文公式化概念化的形成和“干预生活”创作主张的提出提供文学史依据。 第二部分，“十七年”文学中公式化概念化的形成原因。论文从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分析了公式化概念化的原因，即外在的理论要求和文学批评对文学创作的束缚和作家主体精神的不断消失。 第三部分，“十七年”文学中解决公式化概念化的两种方案。以周扬为首的主流派站在文艺领导者的立场上对这个问题提出的方案，虽然具有理论指导性，但却不具有实践的可能性。“干预生活”的倡导者们从创作实践出发，以“写真实”和暴露的勇气来反对教条主义和公式化概念化倾向。 第四部分，“干预生活”作品的突破和局限。虽然“干预生活”在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一定的进步，对解决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受政治的、历史的、理论上的局限，这种探索还很有限。特别是在题材上的单一性、人物形象的单薄性、矛盾冲突的简单性和解决上的幻想性几个方面存在的问题，都限制了“干预生活”作品取得更大程度的进步，相反由于在以上几个方面存在的问题，使“干预生活”中的某些作品仍然存在着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结果，原因是复杂的，有对理论问题的片面性的理解，也有作家自身文学沉淀的不足，但最主要的还是对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没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对政治和政策的简单认同制约了对文艺特性的理解。 结语部分，指出“干预生活”解决公式化概念化不彻底的最根本的原因，对我们党一直以来宁“左”毋“右”的指导思想在文学领域中的表现，即教条主义思想对创作的束缚，没有更加深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