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女权是中国知识分子从西方引入中国的现代性方案之一,在这个方案之下,构建出中国女性性别与身份的传统与现代的二元思维。基于此,关于女性的讨论就一直不绝于耳。步入新世纪后,女性主义的话题在当今中国依旧没有完全摆脱文化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滥情,形成了对女性性别身份识别的非此即彼的决定论,往往冠之于“好妻子、好女儿、贤内助”的中国女性,会丧失社会对其自身的能力的认可;而称之为“女博士、女高管、男人婆”的女性,则会带有些讽刺意味。究其原因,是社会对女性主体身份形成认识的误判。笔者认为,女性的主体身份形成具有一个操演性过程,主体通过对社会性别的反复操演暂时获得一种性别身份,而通过操演的性别无法形成固定和完整的性别身份,因此性别也具有模糊性。本文将以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作为理论支撑,以电影《花木兰2020》作为研究对象,对花木兰女性身份的塑造展开探讨与研究。与传统的花木兰故事不同,迪士尼在《花木兰2020》中对角色花木兰进行了带有西方女性主义色彩的改编,将性别身份置于整个叙事核心,通过花木兰的性别身份转换推进故事情节。结果表明,花木兰在不同阶段中操演了不同性别身份,并在最终获得了社会认可,找寻到了最真实的自己。这表明女性身份中的“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是可以相互兼容,社会性别是可改变的文化建构,即便是生理性别为“女性”也并非一定会获得“女性特质”。本文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为介绍部分,对本文文章结构、花木兰相关作品以及朱迪斯·巴特勒及其性别操演理论的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进行了介绍。第二章为文献回顾,对花木兰及其相关作品的研究以及关于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的研究各自进行了综述。第三章为理论介绍,分别从话语、操演与模糊性三个方面对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进行了详细介绍。第四章为案例研究,以性别操演理论为基础,从话语、操演和性别的模糊性三个方面对电影中花木兰女性身份塑造为案例进行详细分析与说明。第五章是总结部分,对本文研究花木兰性别操演过程的主要发现以及此研究的其局限性进行说明。笔者认为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女性身份的不同视角,尤其在于传统观念深厚的国度,如何寻求更进一步女性合理的性别身份,去追求更进一步的性别公正提供希望,期望更多女性能够打破性别规范。并为性别操演理论视角下中国文学和影视作品中的女性身份的塑造研究增添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