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本论文基于评价理论,选取2016-2020年《中国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为《报告》）为语料,以探究《报告》中法治理念的分布规律及话语建构。本文首先用UAM Corpus Tool 3.3作为语料库分析工具,对报告中评价类法治表达逐一标注并编码,将其归类于评价系统的三大子系统:态度、介入、级差,最后统计近5年来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评价性法治表达,以确定评价资源在《报告》中出现的数量和频率。研究发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本论文基于评价理论,选取2016-2020年《中国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为《报告》）为语料,以探究《报告》中法治理念的分布规律及话语建构。本文首先用UAM Corpus Tool 3.3作为语料库分析工具,对报告中评价类法治表达逐一标注并编码,将其归类于评价系统的三大子系统:态度、介入、级差,最后统计近5年来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评价性法治表达,以确定评价资源在《报告》中出现的数量和频率。研究发现:（1）在近五年《报告》中态度类法治表达占比最高,其次是级差资源,最后是介入资源。（2）在态度系统中,《报告》更倾向于使用判断资源。《报告》主要是通过态度资源来构建法治理念及传达政府的情感态度,并由此体现政府在法律框架内的行政能力和依法行政的立场。（3）在介入子系统中,《报告》中的对话收缩资源使用频率高于对话扩展资源,表明在传达政府法治理念时倾向于抑制多声对话。（4）在级差资源中,《报告》中语势资源数量高于聚焦资源。《报告》还善于从强度和数量表现法治政府建设的深度和广度,推动法治理念的发展。（5）根据数据总结可知五年内政府工作报告的评价性法治表达的使用频率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报告中法治元素的不断增加说明政府越来越关注法治和民生,能依法行政,承担法治责任,践行着法治化方式来维护改革发展成果,创造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体现政府工作人员的法治情怀。本文基于评价理论从数据和语言特征两个层面研究近五年政府工作报告的法治理念的话语构建,一方面为政论文的研究拓宽了语言学视角,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中国法治政府建设。
其他文献
网络数字技术的产生与广泛运用使得传统作品得以脱离物质化载体的限制,不仅提高了作品的传播效率,也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创作方式,由此衍生出了具有新型特征的网络侵犯著作权犯罪,而网络犯罪与著作权犯罪的侦查难点降低了该类犯罪案件的破获效率。可以预见,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著作权价值的日益彰显,网络著作权犯罪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较高的增长态势。如何应对网络著作权犯罪案件侦查中的难点和困境,提高案件破获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传统文化愈发重视,对传统司法制度的研究,能够为借鉴、反思我国当代法治文化,以及提升我国文化自信提供重要参考。在侦查技术落后的古代,证人制度显得格外重要。宋代的证人制度,在总结和继承前代证人制度基础上演变发展而来。基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宋代的刑事司法对证人的重视程度在中国法律制度史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宋代证人制度较之前代,具有较大进步,无论在立法还是在司法实践中,
信访作为我国特色权利救济制度,在公民维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发展,闹访维权问题也愈发突出,阻碍着法治社会的发展。对于法益侵害较为严重的闹访行为,司法实践中一般以寻衅滋事定罪量刑,存在着定罪标准不统一,刑罚适用不合理的问题。本文采用文献分析、实证分析等研究方法,通过研究闹访行为如何用寻衅滋事罪合理认定,为实务中闹访问题的认定处理提供较为合理的定罪标准和刑罚适用尺度,使闹访问题得到合法、有
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为统筹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高水平保护,积极应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问题,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价值正在日益凸显,社会组织逐步成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主力军。但是实践中,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意愿较低,诉讼激励制度仍然存在如下问题:对原告诉讼成本减免不充分,社会组织作为原告,若败诉将负担高昂的诉讼成本,即使胜诉也难以收回全部的诉讼成本;对原告举证责任
随着计算机和因特网的广泛应用以及现代计算机网络信息处理技术的飞速发展,使用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行的犯罪活动越来越多。如果行为人将这种犯罪与其他财产犯罪结合起来,将使司法机关更难以处理此类案件。在司法实践中,职务侵占罪中利用职务之便的含义、其与利用工作之便之间的区别及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定性等问题仍然存在争议。本文尝试对覃某胜盗窃案进行研究,梳理清楚该案所涉及的争议性问题,以期为此类案件的定性问题提供
近年来,关于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的案件频频发生,如“康美药业天价财务造假”等案件在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和热议的同时,也引发司法实务界与学界关于“违规披露信息行为”以及“‘借违规披露、不披露信息’之手进行‘套现’行为”定罪与量刑问题的思考与争论。以“康美药业天价财务造假”案为例,此类案件在事实上包含两个行为,即“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也称“财务造假行为”）以及“利用因‘违规披露、不披露’而造成的股价‘
现代婚姻自由观念带来了人们思想上的解放,离婚不再被视为一件不光彩的事,婚姻自由原则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已经得到我国婚姻法的承认,公民的离婚自由权也被社会公众所接受,但离婚冷静期制度的出台再一次引起了公众对离婚自由及其限制问题的关注。鉴于此,本文立足于我国目前离婚率不断上升的现实情况,深入分析了离婚自由的正当性及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尝试运用法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离婚的原因和离婚行为产生的巨大的社会和私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网络与信息产业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重要矛盾,即个人信息的保护与数据自由流动之间的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互联网时代个人信息安全事关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由于数据的特性导致信息侵权发生后产生的危害覆盖范围广,涉及人数多。因此信息安全也早已经成为社会公众广泛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考虑到我国现阶段的具体国情,在行政监管尚未全面覆盖、社会组织发展尚不成熟和个人力量有
和平从古至今都是人类永恒而美好的理想追求,战争给人类带来的伤害是巨大的。康德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中表达了他关于历史哲学和目的论关系的基本观点,为普遍历史作出哲学解释,把建立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和世界公民共同体作为大自然的最高目标。康德在1795年发表了《永久和平论》,康德的和平思想主要受到圣皮埃尔和卢梭的和平思想的影响。作为一部哲学的规划,他先验的预设了永久和平作为大自然的目的,
仲裁作为历史悠久的解决纠纷的方法,一直以来恪守着较为严格的书面形式要求,仲裁协议的效力也仅限于签订协议的双方当事人。但随着现代社会商事活动的复杂性,越来越多的商业行为会对仲裁协议以外的第三人产生影响、或者说需要第三人协同参与才能有效完成,这导致仲裁协议的契约相对性原则受到冲击,各国都在积极探索仲裁协议的效力如何在恰当条件下扩展至确有必要的第三人。而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对于仲裁协议书面形式要求比较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