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基督徒皈信的研究，不仅存在着学科视角的差异，更主要的是在理论范式、中国经验以及方法论视角方面存在着多种非此即彼、二元对峙的局面：首先在宗教社会学的理论层面，存在着功能论范式与认知论范式的二元对立；其次在基督徒皈信的中国研究方面，存在着西方理论和中国经验的二元对立；最后在基督徒皈信的文化分析方面，存在着西方文化（基督教信仰）与中国文化的二元对立。本文试图超越以往研究范式的缺陷，在宗教与社会的关系中解读皈信问题。在经典社会学的研究中宗教是一种社会嵌入，即认为宗教是嵌入到社会秩序中的，是更为根本的社会现象的反映。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宗教世俗化理论推翻了经典社会学有关宗教是社会嵌入的论断，认为现代社会中的宗教已经完全脱嵌于社会结构，不再用神圣的方式来实现社会的秩序化。世俗化理论有关宗教脱嵌于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论断依然很有见地，其谬误之处在于将宗教与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分离，理解为宗教与整个社会结构的割裂。实际上，宗教并没有完全脱嵌于社会结构，它只是脱嵌于社会秩序中的一部分，同时它更深深的嵌入社会秩序中的其他部分——日常生活之中。宗教的日常生活嵌入，呼唤宗教社会学研究的日常生活转向，即当代宗教社会学应从日常生活的视角出发对宗教现象和行为展开研究。就本文的议题而言，笔者主张将宗教皈信现象放置在日常生活的情境和脉络中去理解其动因、机制与过程：第一，宗教皈信研究应从宏大社会结构沉降到具体的日常生活实践；第二，关注个人皈信体验的外在日常生活世界；第三，重视宗教皈信的日常生活情境与场景；第四，从宗教信徒的生活史出发考察其皈信的动因与过程；第五，生活嵌入是对宗教皈信的结构/能动分析的超越。对J基督教会的调查表明：首先，转型期的信仰迷思为皈信基督教提供了思想上的条件；其次，日常生活需求成为基督徒皈信的个人原因；最后，人际网络是基督徒接触信仰的途径。包括本文在内的很多有关基督徒皈信问题的研究都表明，疾病是皈信最主要和直接的原因之一。对此本文从生活嵌入的视角出发，就应把疾病、皈信都纳入到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脉络来中考量。通过对基督徒自述的再解释，笔者对其皈信的疾病归因予以深描：疾病对于中国人而言绝不是个人问题。在本质上，皈信基督教服从于家庭生活的逻辑。这里并不是暗示中国人皈信基督教是功利性的，相反，为家庭而皈信基督教正是中国人生活逻辑和生命意义的另一种体现。正如基督们常讲的“一人信主全家蒙福”，信主不是因为“一人”，而是因为“全家”。基督徒的皈信行为必须依赖于人际关系网络才有可能，而成功的个人布道其实是在日常生活中实现的：在继发性皈信中，基督徒妻子通过尽力让丈夫获得满意且感激的家庭生活来促使其皈信基督教；在始发性皈信中，布道者针对正处于日常生活困境的潜在皈信者展示日常生活，以引发潜在皈信者在日常生活上感触、共鸣、期望进而实现其皈信。从基督徒的生活史考察，三十年来城市生活的变迁必然对其皈信行为有所影响。整体而言，当下城市生活的变迁过程可以用社会原子化的概念来加以概括。对于城市个体而言，无论是单位体制的终结还是进城务工都意味着日常生活的断裂——这是一种日常生活的根本性变化——城市居民和城市移民都彻底失去了原有高度稳定的、低风险的常态生活，转而处于一种社会原子化的生活样态。面对骤然来临的生活机会与福利保障的风险、社会认同与自我认同的焦虑以及情感联结与公共生活的缺失，城市个体无所适从。为了挽救因单位终结而断裂的日常生活，很多城市个体选择了皈信基督教，从而重获日常生活的稳定与接续。任何宗教皈信都是借助仪式的参与才得以贴近和感受信仰。因此，对基督教信仰及其皈信的研究也应离不开仪式分析。本文主张，宗教仪式的根本意义不只是潜在的皈信者基于内在认知所进行的行诸于外的实践和表演，仪式本身就是建构实践者本身的一种建构性活动，这种建构性活动是依靠仪式的情感唤醒实现的。仪式所以能够动员皈信热情，首要条件是仪式能够改变人们以往对生活的看法和感受。如果说日常生活中的情感是受到功利动机的压制，人们总是要努力维持生计，那么宗教仪式则意味着情感的释放，这种释放是建立在以往对日常生活的感觉改变的基础之上的。基督教的集体仪式就有着这样的功能。通过对基督教仪式的观察笔者发现，如果说日常生活带给人们的是一种处于社会变迁下的无力、颓然与焦虑，那么仪式改造后对日常生活的感觉则充满了解放与参与的热情。总之，基督徒皈信是嵌入日常生活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