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2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正式通过,标志着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确立。现行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共规定了三种可适用于缺席审判的情形,立法将这三种确有差异的情形统一“打包”纳入到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适用中,由此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其一,三种适用情形并不具备类型化特征,各适用情形之间相互割裂、缺乏联动与衔接;其二,我国缺席审判的适用情形相对受限,立法者缺乏一定的前瞻性导致制度的弹性不足。一些应当纳入其中的情形却被排除在制度适用之外,导致该制度应有的价值功能未能充分发挥,难以满足司法实践的需求;其三,现有的缺席审判制度并未充分保障缺席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存在对被告人庭审参与权、知情权、救济权等保护不足的问题。对此,本文从缺席审判制度建立的逻辑起点——“庭审在场的权利义务属性”展开研究。在过去,被告人出席庭审是绝对义务,国家将“发现案件真实”作为对被告人苛以出庭义务的正当性基础,若被告人未出席庭审将承担败诉的审判结果,此时的缺席审判具有惩戒性。随着人权保障理念不断扩延,立法与司法的取向日益由“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型,缺席审判制度也具有权利保障的诉讼功能。比较研究来看,英美法系国家在缺席审判制度构建中偏向“庭审在场权利”态度,体现了尊重与保障被告人庭审参与权的立法倾向,尤其关注被告人缺席的“自愿性”;大陆法系国家则在制度构建时更多地偏向“庭审在场义务”态度,折射出对实体真实和司法效益的积极探求,注重诉讼“目的性”的实现。两大法系的典型国家分别据此规定了不同的适用情形,但均对缺席审判程序的适用采十分谨慎的态度,以防止程序滥用。在我国,被告人出席庭审亦被认为具有权义双重属性,但立法上却存在着“权利属性”的缺位。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作为“舶来品”,在引进及本土化的过程中,需积极吸收域外相对成熟的立法经验。通过比较两大法系典型国家的制度构建,结合我国打击境外贪污贿赂犯罪的现实需求,建立以自愿性、目的性、必要性为基准的情形适用判断体系,以期对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适用情形进行规范化、类型化的周延设计。围绕这三个基准构建一个以“是否自愿缺席审判”为区分的中国式刑事缺席审判适用情形体系,增加一些其他的情形来满足逻辑推演和司法实践的需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权利救济和规则细化,以发挥制度应有的人权保障、便利当事人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