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作为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是人类的经济发展水平及精神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在经济飞速发展、社会高度文明的当今社会，法律更是渗透到所有的社会活动中。由于各国各地区政治体制和文化背景等方面的不同，法治体系各不相同，为了解决在国际交往中涉及的法律法规问题，或者学者间研究不同法制体系的需要等原因，不同语种间的法律文本翻译需求大量存在。法律翻译由来已久，尤其是在当今全球经济高度一体化的时代，各国间经济政治往来频繁，法律翻译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我国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加深以及与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往来的增多，需要大量涉及法律文本的翻译。相对于对于法律翻译庞大的需求量，我国关于法律翻译的研究尚显不足。以往对于法律翻译的研究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的：文本类型学、源语与目标语在语言学特征或文化体制方面的差异等。以往的研究大多从微观的角度进行，忽视了法律文本翻译应该重视的法律文本的功能及翻译的目的。法律文本翻译的目的既包括翻译外国法律法规供我国立法参考，也包括翻译涉外案件文本供法庭审理，还包括翻译我国立法文本供外国参考指正，甚至包括翻译不同语种的立法文本供学者研究等，法律文本翻译的目的各不相同，也就决定了在翻译过程中需要采取不同的原则和策略以满足不同的翻译目的，这也正是功能目的翻译理论所倡导的翻译理念。本文从德国功能翻译理论学派提出的目的论的角度出发，根据进行法律文本翻译的不同目的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用目的论的三个准则批评指导法律文本翻译实践活动。文中所列举的法律翻译实例来自大量法律翻译理论著作或其他涉法翻译实践文本，以目的论所提出的翻译原则来鉴赏以往的翻译实例，对于不当之处，提出了修改建议。目的论所提出的目的原则、忠实原则和连贯原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对更好的实现法律文本翻译的功能具有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