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封禁行为不是一个法律专业术语,但因其近年来的频繁发生以及造成的重大影响,逐渐成为法律实务界和理论界的关注热点。本文以平台封禁行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我国对平台规制的现状,发现其中的困境。笔者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经验,并结合我国互联网行业和数字经济的特点,力求探索出适合平台封禁行为规制的新路径。这一做法回应了目前我国法律对平台封禁行为适用难、规制不精确等情况,从而解决了平台封禁这一数字经济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具体而言,平台封禁行为是指大型平台企业拒绝其他平台经营者使用其正当获取或运营的数据、网络、端口等资源的行为。在承认互联网平台具有准公共空间属性的前提下,封禁行为对互联网的互联互通及其派生价值造成了损害,因此应肯定平台封禁行为法律规制的必要性。我国目前对封禁行为的规制分布在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电子商务法中,总体呈现出“伞状”的规制形态,但是笔者通过分析发现,以上各个种类法对平台封禁行为的规制均存在缺陷和不足:反垄断法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制度因平台封禁行为难以认定相关市场和支配地位而存在适用困境;反不正当竞争法恶意不兼容机制因其界定“恶意”状态的模糊性和规制范围的局限性,无法适用于平台封禁;电子商务法限制条款因其适用对象的限制而无法涵射互联网平台封禁行为。随着互联网行业的深入发展,平台封禁行为已然成为一种典型行为现象,探索其法律规制路径已经迫在眉睫。笔者审视域外平台封禁规制新方案,受欧盟《数字市场法（草案）》“守门人制度”的启发,主张在以统一化平台法律规制的前提下对平台进行分级,以用户规模、业务种类、限制能力等因素将平台分为大型平台企业和中小型平台企业,出于保护中小型平台企业以及遏制大型平台企业进行数据垄断的目的,将封禁作为大型平台企业所要遵守的义务之一。在具体操作上,根据互联网行业的特殊性,以事前监管代替事后监管模式,对大型平台企业的封禁义务根据封禁类型作出具体规定。当大型平台企业违反封禁义务时,结合比例原则和正当抗辩的运用,对违反规定义务的大型平台企业作出批判性评价,令其承担相应的惩罚性措施,以达成规制平台封禁行为,促进数字经济下互联网行业自由、公平竞争和激发创新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