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压力下,日本也结束了闭关自守,从此大量吸收西方文化,开展了明治维新运动,迎来了辉煌的近代。1840年鸦片战争强行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中国在抵抗侵略的同时也吸收了西方的先进文化,完成了向近代的过渡。在西方文化的传入过程中,翻译作为媒介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本论文想通过分析对这一时期西方作品的翻译情况,发现因为中、日两国的文化和社会背景等存在着差异,西方文化传入中、日两国的方式也不尽相同。首先,中国学者们自古所带的优越感让他们对外国的文化一直抱有排斥心理。因此西方文献传入的时间中国明显迟于日本,而且翻译的方法和手段等不尽完善。在翻译手段上,中国依赖于欧美翻译的帮助,被动的从西方书籍中学习他们的思想、文化、技术等。本论文所研究的时间范围为19世纪末期。笔者选择了中、日两国的19世纪末期的这一时间段进行对比研究。因为两国走向近代的时间都是在十九世纪中期,大致相同。而且,在即将进入启蒙期的动荡中,更能够清楚地体现出两国如何通过译介来受容西方文化的过程。笔者参考了大量的相关文献,总结出中、日两国各自对西方书籍的译介情况,并以此为基础,对比分析了该时期中、日两国的翻译背景,翻译方法及翻译用语等因素,以及两国形成这种异同的民族性、社会背景等方面的原因。另外,提起译介研究,离不开当时中、日两国最有代表性的翻译家严复、福泽渝吉等四人。因此,本文在第三章对四人的翻译思想及方法进行了个案分析,集中反映出中、日双方在西方作品的翻译方面的人文环境方面的文化差异。并且集中分析对比中村正直和严复翻译的《自由论》一书,详细讨论两国翻译家的翻译思想及翻译方法。基于上述种种,在本论文的最后一部分,笔者归纳出自己的观点,即通过对中、日两国19世纪末期在西方文学作品的译介方面的对比研究,在中、日两国对西方文化的认知、文化纲领,文化政策以及文化传播主体四方面总结出了中、日两国对待西洋文化在翻译方面的差异性。本论文为中西方文化交流以及中、日文化交流上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也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写作过程中,笔者深感自己还有许多的不足之处,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