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评级的特性决定了无论是在国际成熟市场还是新兴市场，对评级行业的治理一直是一项两难命题。在当前风险攻坚和对外开放背景下，监管部门应如何精准施策，处理好评级行业当前与长远、规范与发展、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关系，并选择适应国情市情的最优治理路径呢？2018年8月，两部门联合对大公采取了暂停处罚，一改过去“罚酒三杯”式的处罚风格，成为我国评级行业里程碑式的事件。结合大公处罚事件对我国评级市场与监管环境的“压力测试”与“投石问路”，本文研究发现：虽然媒体对涉事评级机构与发行人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揭底与批判，但市场无论对整体还是具体证券均反映平淡，处罚向市场传递的负面信息并未引发相关债券竞售等系统性影响，反映我国评级行业评级质量和公信力没有得到投资者认可，投资者在投资时并没有真正依赖评级结果提供的信息或对评级失信行为早有预期；我国评级市场声誉机制尚无法独立充分发挥制约力量，但是监管处罚对市场声誉机制起到了一定的激活作用，发行人和评级机构均会相应作出反应；评级引用制度赋予了评级机构在发行阶段加盖“官方铅印”的权力以及对处于风险边缘发行人的“生杀大权”，而评级机构却只承担了较小的市场声誉成本、民事赔偿成本和违规成本，权责不匹配是评级失信主要成因；相比以往力度、区分度和针对性较弱的旧常态监管策略，严厉、统一的“大公式”监管处罚对评级行业的矫正能力和震慑能力更强，同时对执法相对人的评级稳定性具有一定的提升作用。但受限于监管固有的局限性，单次重大处罚也无法对市场评级质量提升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监管可通过补位市场声誉成本、促进声誉信息传递、影响声誉原始积累、调节市场竞争格局等激活市场声誉机制发挥作用，民事机制的激活依赖于监管对评级责任的认定。本文整合多个理论视角分析了监管对评级机构及市场的直接和间接作用机理，构建了监管推动评级行业治理的理论框架，进一步厘清了在我国当前评级市场环境下监管推动评级行业治理的逻辑与路径，并据以提出了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