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氏初中国文》凸显了新诗在教材中的重要地位,在其选录的196篇新文学作品中,新诗选入达42首之多。本文结合《朱氏初中国文》新诗选编的创制语境,最大限度的展现教材新诗作品的采选面貌,并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教材新诗解析体系的建构,进而探讨《朱氏初中国文》在新诗编选上的价值及历史局限,以期为当下教材新诗的选编提供参考和借鉴,为新诗教育提供多种尝试路径。1932年《初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的颁布为《朱氏初中国文》新诗作品的选编开辟了路径,影响了诗作题材的选择、编排序列的设计,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对新诗的竞相采选,促进了本套教材新诗作品的选录,编者朱剑芒先生新诗选本编写经验的熟稔则为教材新诗的编选创造了条件。《朱氏初中国文》所采选的新诗作品以抒情诗为主导,写景诗、叙事诗为辅,新诗主题多元,涵盖自然风物、人际关系、民族大义三个方面;诗作的选录存在年代的聚合,聚焦新诗发生期诗作的采选,聚焦问题与人生;诗作版本主要采选自各诗歌专集,对新诗作品的处理尊重历史原貌,节选、删减、更改力求合于原诗原意,保有原作之美。《朱氏初中国文》新诗解析体系的建构包括两个方面:知识系统的建构和艺术鉴赏体系的建构。新诗解析的知识建构立足于“知人论世”的作者、背景系统,勾连古典诗歌与现代新诗的注释系统;新诗艺术鉴赏体系基于“诗形”的评判、“诗意”的梳理、“诗法”的解析这三重维度建立。《朱氏初中国文》在新诗编选上具有颇高的价值,既促进了新诗发生期诗人群像的塑造,又通过诗学理论的传播推进了民国时期的新诗教育进程;但教材新诗解读模式的固化、主题单元编排方式的弊端、练习系统的局限也受到了诸多批评。《朱氏初中国文》“形式内容兼具”的选诗原则、完备的解析体系及诗学观念的传达等为当下教材新诗作品的选编提供了参考和借鉴,但其在诗作选录上经典文本的缺乏,诗歌阅读和写作教学之间的失衡亦值得我们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