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讽(Irony)可以说是西方文论中最古老，也是最众说纷纭的概念了。米克在他的专著《论反讽》中给了反讽这样一个形容词：“notorionsellusivenness”，即极其头疼的难以捉摸的意思，这是由于反讽“不仅有各种表现形式，而且在概念上也处于不断发展之中”。这个倒颇有点像中国道家那种“视之不见，抟之不得”的真理了。反讽在西方经历了大致三个阶段：古希腊时期修辞学中的一种次要修辞格；其后则为十八世纪德国浪漫主义文论中的人格平衡学说，到了二十世纪新批评时期反讽的定义被无限扩大，它不仅成为了诗歌语言的基本原则，而且还被视为诗歌的重要创作原则。在综合西方反讽定义基础上，我认为可以将反讽划分为三个层次：修辞层面上的反讽手法，作品主题或者说风格层面的反讽叙述，总体反讽。　　 从这个三个层面上对中国现代小说反讽因素进行考察，我认为如果从人物题材、作品整体风格与总体反讽这两个方面出发考察其在现代小说的中演变，反讽就可以被视为现代小说成熟的一种标志，一种能将其与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白话小说区分隔开来的标志物；而不像其在古典文学中只能作为一种修辞与叙事因素而存在。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我选择了鲁迅、萧红、师陀、张爱玲、钱钟书这几位作家的创作，通过分析以上三个层面的反讽因素在他们作品中的演变来揭示反讽在现代文学中的沉浮。鲁迅小说中反讽因素的出色运用，使得他的小说不仅成为了五四文学的开山之作，而且影响了整个现代文学，成为现代文学创作的一种范式，而且也成为一道不可逾越的高峰。但不幸的是，反讽艺术手法在他之后的二十年代小说创作中却出现了明显的退步甚至无人继承的局面。进入三十年代之后，中国的现代小说创作出现了一个高潮，尤其是长篇小说大量涌现。但是在这次小说大潮中，讽刺艺术却压倒了反讽。小说家中出现了如张天翼、老舍、沙汀等的幽默讽刺小说家，而反讽在小说创作中则处于一种深深的失落之中，其在小说中的存在，不是人为的中断就是被弱化改造。抗日战争中，中国文学被人为的划分为三个区域，在孤岛--沦陷区文学中出现了一次反讽文学的高潮，出现了如师陀、钱钟书、张爱玲等一批的反讽艺术的高手。他们创作的一系列小说，将中国反讽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度并开创了全新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