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社会文化视角来研究农民工。通过调查发现，农民外出、异地行为等不尽符合既有的研究视角。既有的研究视角可以概括为“政治--经济视角”。“政治-经济视角”认为农民外出主要受到政策的影响，户籍制及与之相关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便是这方面的典型。从政策的角度来理解农民工的学者认为，农民外出及异地行为严重受到户籍制的影响。在户籍体制及二元经济的背景之下，在异地的农民由于不能平等地享受当地城市居民所享有的福利，他们因此产生返乡行为。这一理论路径意味着：90年代民工潮的出现是户籍体制放开的结果。但从农民外出的实际经验来看，是农民外出的趋势推动户籍体制改革而不是相反。在这个意义上，户籍体制限制农民外出的理论路径模糊了制度和农民外出之间的关系。因此，多数学者认为，不能仅仅从政策的角度来理解农民外出，还必须从经济方面来理解。这方面的研究已建立了一系列模型，著名的有“劳动力相对过剩”、“比较收益模式”、“预期收入模式”等。这一理论路径较为有力地解释了农民的外出。但这一理论路径也无法解释农民外出在地点上的差异性及其群体性特征，这正是社会文化因素带来的结果。　　 农民外出所体现的上述特点说明了传统农民转型的困难，在此意义上，村庄转型和农民外出一样，都是这一转型困境的真实表现。转型必然面临现代性的困扰，为避免现代性的不良后果，农民采取共同体的方式外出，这极有助于共同体的转型。这正是社会理论中一个经典的二律背反的现实反应：“共同体”与“社会”。正是基于现代性中传统农民所采取的适应方式及村庄转型困难的考虑，本文创造了“流动的共同体”这一解释框架。它体现农民外出的社会文化因素及其转型困难的特性，补充了“政治一经济”视角解释的不足。　　 “流动的共同体”是一个解释框架，它由相互联系的“流动”和“共同体”两个关键词组成。这一解释框架包含两层含义：一、“流动”说明农民外出经济方面的考虑；“共同体”说明外出的社会文化方面的考虑。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农民外出时表现出如下几个特征：(1)家乡附近就业；(2)农民选择有同乡聚居区的地方就业。二、这一概念还体现了农民转型的困难，这是马克思、滕尼斯、涂尔干等人使用“共同体”概念所表达的含义之一。共同体转型可以通过交通系统将异质性因素植入，也可以通过外出的农民输入。就远离现代性的村庄而言，仅通过交通系统将现代性因素植入很难实现转型，农民需要外出才能更为有效地推动社会变迁。但农民外出必然使得安全感、归属感和确定性丧失，为避免现代性的不良后果，农民采取共同体的形式外出。简言之，“流动的共同体”体现了面临“社会”冲击的背景之下，共同体成员采取的应对方式；另一方面，这一概念在理论上回应了“共同体”与“社会”的经典的现代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