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类学家埃里克·缪格勒在《野鬼的年代》中征用“野鬼”,大量碎片化地运用了祭祀仪式的素材,在国家与社区之间的互动中呈现直苴彝族倮保颇的记忆和空间。祭祀仪式成为书写文本的一种工具,成为了社会生活的一种注脚。当然,缪格勒将祭祀仪式作为一种书写工具也未尝不可,但是这工具的本真是什么?是方是圆?对象是什么?本质是什么?逻辑是什么?等等并不清楚,这些问题成为了本调查研究的起点。祭祀仪式是人类行为和内心思维在二维时空中交织互动的展示,能够反映个体、家庭及族群的行为模式,也能够透视人心理活动的轨迹。本文在田野调查参与观察的基础上,运用“深描”的方法,揭示人“尼”互动祭祀仪式操演的逻辑和机制。本调查研究以祭祀仪式的对象“尼”为切入点,“尼”是鬼、神、灵魂、精灵和魔等的总称。本文根据“尼”作用于不同的目标,分为个体、家庭和村落三种类型；根据“尼”作用的结果不同,分为善鬼和恶鬼；根据鬼神存在的场域不同,分为家鬼和野鬼。不同的“尼”有不同的祭物、祭品和祭祀词令,在祭祀仪式的二维时空中,构成了一个群“尼”的世界。之所以有群“尼”的世界,是因为人们信奉万物有灵。直苴彝族倮倮颇认为人是肉体和灵魂的结合体,由人及物,由此及彼,万物皆有灵魂。活人要“三魂归身”,亡人则要“一魂归祖”,叫魂的目的是为了维系人的肉体和灵魂的统一。魂归既是社会归属观念的体现,也是祖先崇拜的根源。祭祀仪式的目的是实现祖荫庇佑,送秽唤佑、“诉求利益”。祭祀仪式实现了亡人灵魂同祖宗在一起,避免成为游荡的孤魂野鬼,并能庇护后人繁荣昌盛。在送恶鬼、呼唤善鬼之间,有效地维系个体内心与肉体的平衡、家庭的稳定、社区的和睦。在祖先庇佑的感召下,把亡者灵魂送回到祖先所在之地,通过阈限之门在场域和阈限上确定“回到”祖荫。毕摩是祭祀仪式的操手,有效地沟通着人与“尼”之间的关系。他通过问卦和占卜的方式交流信息,运用祭品、祭物和祭词等媒介作为沟通的手段。人与“尼”频繁互动,毕摩很忙既表明了他面对各种鬼神,责任重大,也呈现了“尼”世界的丰富多彩以及祭祀仪式的多样性。世界终归要在互动中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另外一个世界的“尼”来到人的世界,完成一种“责任”(庇佑或危害),达到一种“目地”,完成一种“使命”,就要回到属于自己的世界中。有的“尼”有来源传说,有的“尼”的来源在祭祀中有明确描述。“尼”在人间逗留,施展其能,获其所需。根据“尼”的行动逻辑和回归法则,通过祭祀仪式促使群“尼”“归位”,实现了人“尼”平衡。本研究以文化解释和文化功能的理论,通过一种祭祀仪式这一中间媒介,有效地将内心活动和外在行为展现出来,并通过有形的祭祀仪式操演将“物”与“非物”有机地组合起来。祭祀仪式的对象是“尼”,基础是信仰万物有灵,目标是“回到”祖荫。毕摩是祭祀仪式的操演者,请众“尼”归位是祭祀仪式的终结。从祭祀仪式背后的逻辑进行书写,有效地补充了仪式研究的路径。当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向“另外一个世界”(鬼神世界)寻求解决的方式,通过祭祀仪式“解决”种种难题。生活中问题和矛盾总是不断地产生和变化,因此,祭祀仪式成为了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赋予了祭祀仪式举行和变迁的动力。祭祀仪式是人类在其生境中延续的结晶,在强化人与自然关系,整合集体记忆,规约人的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从祭祀仪式逻辑进行民族志的书写,是一种探索社会物质背后生活逻辑的尝试,能够为民族志的书写带来了一种思路和新气象,对后现代民族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民族志和写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