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后殖民主义学术思潮的崛起,文化身份认同问题也一度成为知名文化理论家和学者的关注焦点,作为文化研究之父的斯图亚特·霍尔对后殖民文化身份认同的观点自然成为学术界不可小觑的议题。霍尔在牙买加的前殖民地生活时,家庭环境内部的种族歧视和阶级斗争在他的童年上演。移居英国后,早年经历使他格外关注政治与文化。英国的双重散居体验始终影响着霍尔的文化理论的产生和发展,1980、1990年代,霍尔开启了他的后殖民身份认同理论的转型,正式提出族裔散居理论。“在同一中处理差异,在差异中探求同一”,在差异与同一之间的辩证法中寻求身份认同的建构,是霍尔后殖民族裔散居理论的特色,他提出的加勒比认同的三种形式对全球的文化身份认同理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霍尔差异理论的形成与其前期的媒体、符码的研究及其意识形态的塑造不无关系。索绪尔的语言学、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福柯的“话语/权力”奠定了霍尔反本质主义和相对主义立场。霍尔认为,文化身份是由“他者”建构的,通过不同的“他者”可以建构有差异的群体,群体内部也会因为差异的存在其身份表现亦会有所不同。权威平民主义是霍尔对“撒切尔主义”理论的高度概括和提炼,它是霍尔利用差异理论批判英国现实社会最为成功、最引人瞩目的主题词之一。伴随着后殖民全球化进程,表面上全球文化逐渐趋同。但是不同的地域文化形成了抵抗策略,重新书写和伸张自己的文化身份成为必要。霍尔认为,应该将多元文化、多元文化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问题区分开来。在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上,霍尔提出“差异的游戏”论,但指出我们需要在差异中寻求共通的、交互的价值。霍尔的文化身份认同理论对本土、全球、现代化等的批评介入对后来的理论家起到了示范和引路的作用,同时他的后殖民文化身份认同理论对中国的学术界及现实世界有重大的指导意义。